有工厂里的过来人吗，谁能说说工厂里现在工人的工作的现状？ 我25岁该去厂里上班吗
现在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是怎样的？要全面、客观。
工作辛辛肯肯，任劳任怨，觉悟不低，工资不高，福利没有，年终奖没有，双薪没有，过节费没有，带薪年假没有等等。工人老大哥的年代没了。
现在厂里上班怎么样？
仍然是不太乐观。
第一个原因，工厂上班太枯燥。因为工厂都是流水线作业，从进厂里开始，除了吃饭的时间，得在厂里待上十多个小时，就守在自己的岗位旁边做一些机械的工作，每天从厂里出来头都是晕的，整个人没精打采。
第二个原因，工厂的不算辛苦，但是工资低。在前几年，工厂的普工还是有很多人抢着去做的，那个时候每个厂里都不差人，都是外来打工的到厂里的保安室去问：师傅，您这招不招工，保安说招就能进，说不招就进不去，他一句话就能决定你的去留。而现在网上的价格都是透明的，原材料成本和水电房租都在上涨，工厂的利润一直缩减，有些老板直接狠下心降低工人的伙食标准，以前两荤两素，现在改成一荤一素了，结果很多工人从事体力劳动，这么点饭菜根本就吃不饱，而且有的厂还下调了加班补贴，做同样多的事情，饭吃不饱，工资还拿得少，这谁还愿意干？
第三个原因，工厂要熬夜。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奔着加班补贴去，上几个夜班能多拿点工资也行，现在工资又不高，还让我上那么多夜班，时间长了自己的身体又受不了，还容易落下毛病，到时候还是自己掏钱去医院看病，现在用健康换钱，后面用钱再买健康，明显是亏本的买卖。
现在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是怎样的？要全面、客观。
●调查发现，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他们生活窘迫，仅有的收入只能维持温饱，他们常常为看不起病而犯愁，住上大房子更是不敢奢望。而政府现有的救助力度有限，保障也是杯水车薪
●百姓最怕得病，一旦得大病就会出现中等收入的平民一夜之间变成穷人、家庭困难的贫民立即沦为赤贫的情况
●专家建议，必须从民生出发建设“生活大国”、“消费大国”，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溢彩流光的宽阔街道，宛若公园的住宅小区……毋庸置疑，中国的城市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城市美了，市民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然而，在繁华都市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另外一群人——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真实生活状况。
记者近日分赴沿海发达省份部分城市，对此做了专门调查采访。调查发现，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窘迫，仅有的收入只能维持温饱，他们常常为看不起病而犯愁，高楼大厦更是“黄粱一梦”。而政府现有的救助力度有限，保障也是杯水车薪。
场景一：天津河西区秀峰里社区
主题：下岗失业靠打工勉强度日
日前，记者来到了天津市河西区小海地居住区的秀峰里小区，小区内有很多居民三五成群在下棋、聊天。
乔洪杰，今年49岁，是一名下岗失业人员，原是天津市棉纺二厂的职工，妻子马淑萍49岁，是天津市棉纺四厂的职工，现在夫妻双下岗。他平时在天津财经大学打工，在澡堂子做清洁工，一个月360元；儿子在超市打工，一个月900元。妻子上世纪90年代失业时不到40岁，当时拿了4900元就被厂里“一脚踢”了，现有病不能工作。
记者在乔洪杰家见到，一家三口挤在20多平方米的破房子里，厨房当成20多岁的儿子卧室，两平方米的凉台成了灶台。民政部门每月给他458元住房补贴。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惟一一台旧空调还是工友送的，年久失修，漏水不能用。
现在他主要靠夫妻双方的哥哥、姐姐帮一点，不然生活过不下去。他说：“像我这样还有收入的，比起吃低保的困难户还要好一些。”
今年50岁的张顺起，在天津市自行车厂安置办工作，每天就和下岗职工打交道。据他介绍，厂子没有效益，工人们都没有医保，拿着看病的条子到厂里来也没法报销，所以工人下岗后什么都没有。
张茹(秀峰里小区居委会主任)：小区居民共有2200多户，其中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享受低保。我们这里是天津市低收入群体主要聚居区，小海地居住区大约有15万人，他们大都是低收入家庭。
董顺荣(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总队长)：目前，60%的人低于1.9万元的天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现在，天津市仍有17万户居民的人均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他们靠吃低保来维持生计。2009年天津市的最低生活保障为430元。
场景二：上海市闸北区交通社区
主题：生活难上难，只能住在棚户区
一大片棚户区大部分是两三层的居民楼，已有40多年的历史，十分破旧，屋檐用石棉瓦搭建，上面压着砖头瓦块。住户门前或巷道里搭建了大量的违章建筑。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注定是进不来的。而与社区一路之隔的是“城上城”高档社区，高耸的楼房十分鲜亮。高楼大厦下，棚户区显得格外低矮、难堪。
范浩然的家住在一楼，十分潮湿，有一股明显的霉味。卧室里有一张大床，是范浩然睡的。床的旁边，两张凳子撑起一块小小的木板，这就是他妈妈的“床”。范浩然说，冬天妈妈和他就挤在大床上。屋子里惟一显得较新的就是一副拐杖和一架轮椅。在饭桌上，摆着三个盘子，这是妈妈在打工的公司里捎回来吃的饭菜。
范浩然今年22岁，8岁时，父亲去世。2006年他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需要人工置换髋关节，家里拿不出钱给他治病，结果他在床上躺了近3年。去年，在上海市民帮扶资金会出资8万元的帮扶下，范浩然成功做了手术，服务中心还补助了1万元用于营养补贴，现在他已经能站起来了。
妈妈李继梅说，现在家庭收入有三方面，一是每个月1000元的退休金，二是政府补助给范浩然的520元重残无业补贴，三是她在上海贝尔公司做清洁工，一个月有1000元工资，合计2500多元。而家里每月的生活开销主要有四方面，一是500元的租房费，二是500元的药费，三是100多元的电、水、煤气费，四是800元左右的饭费。算下来，收入和支出差不多，攒不下什么钱。
李继梅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住房，这里听说快要拆迁了，他们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尽管房子是差的，但如果换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这样的话，吃饭都难了！”
侍道芳(居委会民政干部)：在交通社区，2200多户中有177户在享受低保。像范浩然这样因病致贫的家庭，有一定的代表性。社区大多是因为年龄大找不到工作的，有的是双失业，还有因病致贫、失业的。
李小露(上海市闸北区民政局社会救助事务中心工作人员)：截至2009年7月，闸北区享受低保的人口有2.6万多人，占全区72万户籍人口的3.6%。低保边缘户的人数是低保户总数的3倍，有各种低收入的人群，经济条件都非常差。
场景三：温州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主题：外来务工人员艰难讨生活
日前，记者来到了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的一楼大厅，只见大厅内熙熙攘攘，外来务工人员三五成群，或坐或站，一边闲聊一边等待雇主。记者随即采访了几位寻找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
王伟来自湖北省荆州市，今年40岁，原来在荆州市的一家棉纺厂工作了十几年，1994年时企业不景气他被辞退，下岗后一直靠做零活和做小生意为生。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到温州。
来到温州后才发现这里的大公司很少，都是家庭式的作坊和小厂，每个企业基本上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工厂环境也很差，炎热天气里车间温度特别高。住宿条件也比较差，一个大房间里住一二十人，最小的房间也有8个人，房间里就是光板床，褥子、凉席都要自带，连电风扇都没有。他也曾经问过企业是否能提供医保、社保什么的，但是面试的企业除了告知工作时间、住宿、加班等，对保障基本闭口不谈。
王伟说，他本来还怀着找个好工作的想法，结果一个月内都没有找到活，只做了两次零工，给学校和移动基站刷油漆，总共干了4天，给了300元工钱。现在一天的生活费也要三四十元，他从家里带来的一点钱花得也差不多了。
王伟说，在温州这边他感冒过一次，但是大医院太贵根本看不起，他只能去旁边的小诊所买药，总共花了32元，这周围的小诊所很多，都是打工的人去看病。
王瓯翔(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副书记)：温州市外来务工人员有327万人，在温州各类用工单位中，农民工占到了80%-90%，其中中小企业的一线员工几乎都是外来农民工。
企业用工管理不规范，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用人单位平均用工时间长达10个小时，重活、脏活、难活、险活大都是农民工承揽，少数单位根本没有安全保护措施，对农民工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目前在温州享受劳动保障的外来务工人员所占比例很低，最多有30%的工人享受社会保障。
进工厂打工的那些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你好，进厂打工的人和外面的人其实没有两样。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差的，只要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厂同样能获得成功。
人生就是这样，环境，家庭出生，教育，后天的努力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构成了我们生活的质量水平，每个人的都有自己的生活，活法不一样而已。其实物质和金钱不民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只要我们感觉活得幸福就可以了，活出真实的自己，不要因为别人的故事而影响自己的生活。准当然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注定会很普通，因为二八定律确定了这种格局。普通人要想出人头地必须要付出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