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武夷山的明公书院学《坛经》可以给我带来哪些收益？ 武夷山怎么描写
武夷山的故事歌颂了什么的功德
武夷山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稀有绝妙的自然景观，迷人的山水生态景观加上未受污染的空气、水和绿色食品构成养生文化的基本条件。武夷山的历史文化，虽说是道、儒、释齐辉并显，但是其主体文化则是道家文化，而武夷山道家文化的核心是武夷山开山鼻祖——彭祖的养生文化。“茹芝饮瀑，遁迹养生”，彭祖及其子孙开创的灵芝养生文化，不仅提升武夷山养生休闲旅游圣地的品牌形象，而且还确认了武夷山灵芝在道家养生传承上的正宗地位，为打造中国极品灵芝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养生鼻祖彭祖食武夷山灵芝而寿及八百
武夷君养生之地——武夷宫
彭祖功德铭
几千年前，武夷山开山始祖——彭祖在武夷山下繁衍生息，开创养生先河，被尊为中华养生鼻祖。《列仙传》卷上“彭祖者，姓篯名铿，殷大夫也。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至殷末，八百余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殷时“有采女问道于彭祖，少得道，知养性，年一百七十岁，视如十五”。
彭祖养生文化——武夷山彭祖屋
道光《武夷山志》载：彭祖“商贤大夫，即所谓老彭，隐居是山，善养生术，寿七百七十岁。子二，曰武，曰夷，同居于此。或曰：山因是得名。”彭祖精于养生，因常食武夷灵芝，寿及八百仍然貌似童颜、不见衰老，史称“茹芝饮瀑，遁迹养生”。
彭祖父子开山挖河、疏干洪水，成就今日武夷山
秦始皇、汉武帝寻成仙之术最终没能如愿，倒是只有闲逸在武夷山的彭祖寿高八百，这是否意味着武夷山是唯一一个成仙的秘密所在呢？无怪乎武夷山倍受历代帝王的青睐，也说明了武夷山这片神奇的山水所蕴涵的无可替代的自然力。
彭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孔子对他推崇备至；庄子、荀子、吕不韦等先秦思想家都有关于彭祖的言论。《庄子·刻意》曾把他作为导引养形之人的代表人物，《楚辞·天问》还说他善于食疗。《史记》等史书也有关于他的记载；道家更把彭祖奉为先驱和奠基人之一，许多道家典籍保存着彭祖养生遗论。
《武夷山志》彭祖“茹芝饮瀑，遁迹养生”记载
武夷山因彭祖而得名，彭祖因灵芝得以长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崇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圣地的武夷山，从古至今处处闪耀着彭祖养生智慧，武夷山的青山、绿水、仙芝、灵茶，世世代代养育着武夷山人，孕育着武夷山养生文化生命之源。
二、道祖老子在武夷山尝灵芝炼成上上药
武夷山桃源洞内的老子像
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祖，《列仙传》把老子列为神仙。东汉时期，成都人王阜撰《老子圣母碑》，把老子和道合二为一，视老子为化生天地的神灵，成为道教创世说的雏形。而在汉桓帝时，汉桓帝更是亲自祭祀老子，把老子作为仙道之祖，其道教尊称为“太上老君”，也是道教三清道祖中的道德天尊。
在武夷山，老子被尊为道教鼻祖供奉在武夷山的“三教堂”，与释迦牟尼、孔老夫子同居一殿。三教堂位于武夷山九曲溪水帘洞沿崖，民国《崇安县新志》记载：“近由俗人改建三教堂，祀孔子、老子、释迦，殊为不伦，亟宜恢复旧观，以存古迹。”
武夷山水帘洞山谷内三贤祠
紫芝峰为武夷山九十九名岩之一，在鼓子峰左，屹然高耸，半腰有灵芝状圆石一块，名为灵芝石，俗称蘑菇石，峰峦也因之称紫芝峰。据传灵芝石为老子炼丹之地，故有灵石之称。《武夷山志》：“紫芝峰，鼓子峰左。屹然高耸，半腰有石形类芝，曰灵芝石。下一石鹄立，曰观音石。渡桃花涧上流，逾小岭可三四里，至峰下。”
武夷山桃源洞的八卦石盘
《武夷山志》卷十八载，“陈冲素，字虚白，时地皆不可考。修道武夷，著《规中指南》，尽发内丹三要之旨。尝与樵者饮，忽仆地，梦入一洞食青灵芝，即绝粒。后仙去。”可见武夷山灵芝已被视为仙丹之物。
武夷山是道教文化名山，自老子在此尝灵芝炼丹成名之后，武夷山灵芝便被道家子弟奉为炼丹养生之上上药，并被古今医药学家推荐为最地道、最正宗、质量最好的灵芝药材，武夷山也就视为“灵芝”生长培育的最佳道场。
三、理学宗师朱熹诗绘武夷仙灵
道教建筑中常用的装饰图案有灵芝、仙鹤、八卦、暗八仙等。灵芝、仙鹤象征长寿；八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暗八仙”即八仙手中所持之物，这些图案暗指八位仙人枣扇（汉仲离）、剑（吕洞宾）、葫芦（铁拐李）、拍板（曹国舅）、花篮（蓝采和）、渔鼓（张果老）、笛子（韩湘子）、荷花（何仙姑）。在武夷山古建筑中，灵芝如意造型随处可见，其中尤以“武夷精舍”为最，雕刻玲珑的屋檐和镂空景致的阳台，唯有灵芝及灵芝如意、灵芝祥云应用最广。
《武夷精舍》的灵芝如意建筑
“武夷精舍”是宋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亲自擘划营建的书院。据董天工的《武夷山志》记载：武夷精舍是当时武夷山一大建筑，人称“武夷之巨观”。有智仁堂、隐术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和铁笛亭等建筑。四方来者，莫不叹其佳胜。清康熙年间，又赐予“学达性天“的匾额，再度大兴土木加以修葺。至今残留的精舍遗址则是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08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捐俸倡修”的，距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
《武夷精舍》
《武夷精英》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是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朱子理学集儒家思想之大成，把武夷山推到了“执全国学术之牛耳”的地位。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教学40余年，朱熹的理学思想孕育、形成、发展在武夷山。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有诗言：东周出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朱熹的《九曲棹歌》首引：“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这充满诗情画意的诗句，勾勒出一幅武夷山上有仙草灵芝、武夷山下有九曲清溪的人间仙境景象。
四、武夷真是神仙境，已产灵芝又产茶
中华民族的祖先神农氏为后人尊为农业和医药之神。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辽代绘画《神农采芝图》中，神农赤足袒腹，披兽皮，围叶裳，负竹篓，举灵芝于山石间。证明神农对灵芝的推崇之心，灵芝在神农药学体系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究其原因，一是它确属稀世珍品，二是它具有神奇的功效，这于《神农本草经》中得以充分体现。现存最古老的中医药典籍《神农本草经》里记载365种中药，分为上、中、下三品，在120种上品中药中，灵芝位列人参之上，为上上药，并根据灵芝类的形态和颜色将其分为六芝，认为灵芝“安精魂，增智慧，益心气，坚筋骨、好颜色，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神农本草经》被后来的医药学家奉为经典一直沿用至今。
神农采芝图
《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之。”茶在神农尝百草中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谓是护体之神茶。茶文化在武夷山历史悠久世人皆知，武夷沿茶也是香飘世界，其实武夷灵芝历史较之武夷岩茶更为悠久，元朝林锡翁作诗《咏贡茶》云：“百草逢春未敢花，御花葆蕾拾琼芽。武夷真是神仙境，已产灵芝又产茶。”可见武夷山不仅养育大红袍，而且更早有灵芝。
《咏贡茶》
近年来，医学专家对武夷山灵芝的研究成果斐然，中国药理学会理事长、国际灵芝研究会主席、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生导师林志斌教授撰写的《灵芝的现代研究》中，证实武夷山灵芝药理成分全国最高、质量最好。此后，武夷山灵芝空前受宠，成为众商家采购的正宗原料。
五、武夷山灵芝栽培历史
灵芝在道家服食的仙药中占有显赫地位，于是，灵芝又有仙草美名，成为仙境象征物。“灵芝”在“仙药”中占有显赫地位，历史上著名道家人物如葛洪、陆修靖、陶宏景、孙思邈等，都很重视灵芝研究，对推动中国灵芝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然而道家最基本的目的是要得到灵芝，可是灵芝的数量少而难得，道家没有沉湎于空泛的幻想，而是努力实践，摸索出灵芝的种植方法。这在古代大大促进了灵芝的研究。
武夷山灵芝基地
公元1688年，清代陈淏子在《花镜》中具体的记述了“道家种芝法，每以糯米饭捣烂，加雄黄、鹿头血、包暴干冬笋，俟冬至日，堆于土中自出，或灌入老树腐烂处，来丰富雨后，即可得各色灵芝矣”。这些种芝术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古人创造的栽培灵芝的可行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原理，为今天人工培育灵芝积累了经验。《花镜》中记述将灵芝“取置盆松之下，兰蕙之中，甚有逸致”，说明古时发现灵芝的观赏价值，还制作成盆景等艺术品。
如今，智慧的武夷山人在先人灵芝种植经验的基础上，采集武夷山野生灵芝驯化菌种，采用仿野生大段木栽培技术成功培育出正宗的武夷山灵芝，在武夷山建立起了近百亩灵芝种植基地，并把种芝技术推广到全国，开创了段木种芝技术先河，为弘扬祖国传统中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武夷山灵芝基地
武夷山灵芝
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分布着世界同纬度带现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武夷山素以其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独树一帜的风光美景和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环境著称，享有“碧水丹山”之美誉，武夷山是中国著名的旅游胜地，1999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4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地之一。武夷山属中亚热带地区，是全球最好的灵芝产地，也是全球绿色有机食药用菌最为集中、珍贵的基地之一。
中国传统养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因素，集中华民族数千年养生文化于一身，以独特的理论体系为基础，以丰富的临床经验为特点，在世界传统养生文化中举世无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保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武夷山灵芝养生文化作为中华养生文化之大统，积古今养生大家智慧与一体，深深影响了东方乃至整个世界。
李离刚烈，伏剑而死。不揽功推过，以命偿命，李离的这些观点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对于李离的殉法，《韩诗外传》引用《诗经》当中的一句诗来评价：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史记》则点评得更为精到：李离伏剑，为法而然。
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晋文公时代的最高司法长官李离，一次根据下属向他汇报的案情，将人错判了死刑，便自己把自己拘押起来，准备抵当死罪。晋文公说:“官阶有高低，处罚也有轻重，这案子是下面人弄错了，并不是你的罪责啊！”李离说:“我的官职很大，从没有让给下属一点权；享受很多奉禄，却没有赏给下属一点利益，现在错判案件而杀了人，却把罪责推卸给下属，这可没有听说过。”说完，他不顾晋文公的劝阻，伏剑自杀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李离伏剑”。
这个李离确实可敬可佩，可能在有些人看来，他还有点“冒傻气”，但实际上他必须这么做。古代法官断案，就是讲“责任制”和“追究制”的——统治阶级为使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得以实施，对惩治司法官吏断案中的“枉、纵”行为均有明确规定，李离任职的晋国，就明文规定法官错判者，如同对待诬告者一样，实行“反坐”原则。李离“伏剑而死”，其实正是对自己的误听错判主动承担责任，履行了“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的法律规定。诚然，像李离这样豁出脑袋维护法律尊严者，在古代不过是凤毛麟角。他严于责己、勇于负责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足以传颂千古，启迪后世。
勇于承担责任，是为官者必备的素质，是领导者应有的道德规范。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司其职，负其责。”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责任。领导有权也有责，权和责是对等的。既然当了领导就应敢于负责，一丝不苟。工作没有做好，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工作出了问题，勇于承担责任，接受应有的处理。即使过错和失误是下属所犯，领导者也要勇于承担自身的领导责任，不能“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某个地方出了大的事故，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当然是必要的。但作为当地领导却难辞其咎，应主动承担工作失职、领导不力的责任，或者向人民群众公开道歉，或引咎辞职。这是领导者的本分，也是领导者应有的觉悟。
毫无疑问，在我们干部队伍中，大多数人是勇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的。但也
李离伏剑(2张)
确有少数干部没有敢于负责的精神，他们不把自己的责任放在心上，只要待遇，不挑担子，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难躲着走，能推则推，能拖就拖，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如果工作有了成绩，便使劲往自己脸上贴金，左一个自己“英明决策”，右一个自己“领导有方”，又是领奖台上现身，又是荧光屏上亮相；一旦工作出现失误，便指责分工的副职没有抓好落实，埋怨主管部门没有尽到责任，训斥下属没有认真执行自己的指示……至于自己，至多来一句“我也有一定责任”，象征性地来点“自我批评”，便“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对于具体责任，一概不“认账”，甚至隐瞒错误，掩盖真相，逃避责任。这种人玷污了“人民公仆”的光荣称号，亵渎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领导者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古人说“知耻近乎勇”。但愿这些领导者能知耻而勇，改弦易辙，以“李离伏剑”为鉴，对工作中的失误严于责己，勇于承担责任。从制度上对领导者也应严明责任，明定赏罚，使他们没有空子可钻。这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也是最深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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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经济学的文化后患的阅读理解
16．本文所说的“遗产经济学”具有怎样的表现特征?(6分)
17．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文化遗产争夺战”与“伪文化”建设浪潮?地方政府在社会文化事业构建中应持有怎样的态度?(6分)
18．本文所说的“遗产经济学”具有哪些文化后患?(6分)
16．争夺文化遗产，志在必得；将挖掘的名人故里等，开发成旅游景点，以此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将文化遗产，视为地方经济的“摇钱树”，以创收为核心，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杀鸡取卵似的经营；地方政府对争夺文化遗产高调介入与认同。（一个要点1.5分，最后四舍五入,得分不超过6分）
17．利益驱动，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地方政府以此作为面子工程，官员以此为自己捞取政绩而推波助澜；也有光大传统、发展文化的考量。（一个要点1分，得分不超过3分）
积极参与，正确引导。（3分）
18．观众失去了文化的共鸣，历史文化也在被切割、破坏和颠覆（给历史文化带来灾难）；没有为社会繁荣带来推力，没有增强我们的历史文化意识；推助了急功近利、惟利是图的社会风气，加剧了好大喜功、铺张浪费的官场恶习；留下了沉重的文化欠债和社会成本。
武夷精舍的建筑作用
通过创立学院，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培养人才，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传统的主体意识——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他所创立的学派史称朱子学（闽学），汇集了当时主要的儒学学派（濂学、洛学、关学）之大成。他始创四书学，即把儒教创始人孔子、孟子和他的学生曾参、子思的经典论著《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汇成一个系列，加以权威性的阐述、诠释，名之为《四书集注》。朱熹在以《四书》为教材进行的教学实践中，努力促使它成为官方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
由于朱熹及其门人在教育实践中的不懈努力，当元朝统一中国以后，朱子学自南向北传播，被朝廷定为一尊，成了国家的正宗思想，武夷理学文化也就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文化；迨至明清两代，朱子学一直是文化的正宗，达七八百年之久。它成为历代理学家讲述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的基本纲领和政治家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清朝康熙天下大治之时，朱子学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鼎盛时期，康熙皇帝亲颁御匾学达性，赐予武夷精舍（改为紫阳书院）。书院也改为官办，由朝廷委派山长管理书院。朱熹牌位也从从祀孔庙改为十哲之一（其他九哲均为孔子嫡传弟子），康熙还下令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编纂《朱子大全》……这一切，都是朱熹在武夷精舍著书立说、兴教传学打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