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武夷山的明公书院学《易经》对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有帮助么？ 简述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
黄仁宇在很多书中提到的＂数目字管理＂，是什么意思，总是在说中国无数目字管理？？？？
很多人看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知道了“数目字管理”这个词，但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有不少人望文生义，以为所谓“数目字管理”就是采用会计法则来管理国家经济。进而由此认为黄仁宇这老头没提出什么好办法，他的思想实在不怎么样！如果是一般人这么说说也就算了，可问题是国内不少学人作家都是这样来理解“数目字管理”的。比如吴思在《潜规则》中与甘琦的对话说道：“我认为数目字管理不过是说说而已，并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指的是与工商社会对应的那套技术，在明朝呼唤它或者指望用它来拯救明朝都是天方夜谭。”王小波也是，还有其他各个学科的爱看《万历十五年》的学者作家。
黄仁宇在他的著作很多地方提到过“数目字管理”这个词，但就象其他他所提出来的词语一样，黄仁宇并没有专门解释他自己所创造的概念。而这些受他影响的人真正将其著作全部看完的很少。这是大家误解其意的一个原因。普通人对他的概念不是很理解，这没什么，但这么多学者对他的概念不理解（尤其是影响如此之大的概念），在学术上难免造成不良的影响。
本人不才，将黄仁宇的著作差不多全看完了，所以比较了解他的思想，想在这里给这个概念解释清楚。
黄仁宇的整个思想在他写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期间萌芽（见《费公诲我，我负费公》）。西方人在研究社会经济史时，喜欢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其实西方其他社会科学在做研究时都有数字化的倾向，用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新制度经济学的福格尔研究美国铁路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时得出其贡献仅为3%，这个数据的得出需要一大批那个时代的各种相关要素的统计资料。要做这样的研究，其前提是必须有某一时期相关因素的准确的统计资料。比如研究英国十七世纪的土地与商贸，那么得有那个时代关于关税、进出口额、土地面积等等方面的统计资料。黄仁宇在费正清研究室写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时，费请了一位经济史的专家来帮助他。这位先生惯用以上所提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他要求黄仁宇也这样来写明代的财政问题！黄仁宇认为我们中国古代各种相关数据要么没有统计，要么就是严重失实，他的那套办法根本行不通。也就因为这个原因，黄仁宇与费正清的关系疏远了，他的这本著作也改由牛津大学出版。
黄仁宇在对中国历史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后认识到中国官僚主义的特征（参看《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中国社会的特征。中国的官僚主义由统治者在中央先构造一个理想的国家管理模式，逐层由上级向下级施压来达到中央给地方的各种任务指标，由此来完成国家的统治任务。这种中央的设计不顾各地方的实际情形，纯靠政治压力来达成目标，时间愈久，其脱离实际、冠冕堂皇之处也就越多，以至于国家以仪式来代替行政。这样一种社会黄仁宇称之为金字塔倒砌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不能维持社会的内在公平，压制社会基层的活力。举个例子，明代实行军屯制度，军队的供给靠自给，但这办法在明成主时就行不通了，但统计上显示军屯每年由籽粒四百万石。再举个现代的例子，大跃进时，由于上面给下面下达了各种指标，而这指标由严重脱离实际，结果全国各地大放卫星。数据的不真实还在于地方官僚在与中央进行利益博弈时隐瞒信息，这一点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些问题只有地方自治才能消除。
黄仁宇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它们在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后，社会基层能够做到各种要素自由而公平的交流，社会基层自治组成一个中层机构与高层联系。这种体制能够保证地方的真实情况能够汇集到中央，中央下达的政策能够符合地方实际，其各种统计数据也就不存在问题。中央政府的宏观管理也就有切实可靠的数据为依托。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时，西方进入此境界已经有两百多年了，西方学者不自觉的用各种统计数据来研究问题已成惯例。黄仁宇由此认识到资本主义商业管制的特征是“数目字”，他于是就用“数目字管理”来代称一个国家进入到资本主义体制时的状态。(资料来自网络)（胡明亮）
评述我国古代的书院教育制度？
一、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基地，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历代书院的主持人(山长)几乎都是学坛巨子，学有专长，不少人在学术上自成流派。他们在书院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学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样就把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了起来。如宋明两代书院的勃兴与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有关。由于学术大师们充分利用书院来宣传与发展学术，这就使得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关系空前紧密，并且使学术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广泛的传播。
因此，凡主要学派思想的形成、著作的完成、派别的产生，无一不是与书院的教学活动紧密相联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与近七十所书院有关联，其重要的理论著作，如《太极图说解》、《大学章句》、《伦语精义》、《易学启蒙》等等，都是他在福州创建的三所书院即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中完成的。在书院的授徒著述活动中，朱熹的理学思想逐渐成熟，同时培养了大批弟子高徒，形成了人数众多的考亭学派。其门徒又以书院作为阵地，宣传和普及理学，在几代人的学术传承中，理学影响后世几百年。同样，明中后期理学革新运动中产生的阳明学派，其形成和发展与书院讲学直接相关。阳明心学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都是在书院讲学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弟子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作为传播心学的大本营。王在二十多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将书院作为传授心学的阵地。他死后，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开讲会，使阳明之学“流传愈百年”。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
反观现在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很多人的教与研相互脱节。学生难以学到高深的学问，老师难以做出高深的学问。我们的中等教育围绕高考指挥棒，本科教育围绕考研指挥棒，教材是全国通用的教材。而古代书院将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体现了书院教育的独立精神，这种独立包括独立组织、独立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对于当今的教育界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尊重学术自由开放教学
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书院盛行的“讲会”活动始于南宋，在明代得到很大发展，一直延续到清代，并逐步制度化、组织化。历史上一些影响较大的书院都有关于讲会制度的规定。如“白鹿洞书院续规”规定了明确的会讲之期，且规定即非公讲之日也可随时研讨。
会讲实为师生的平等讨论。书院主持人主讲时，每讲一题，一般都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师生互相切磋交流，将教学与研究合二为一。东林书院的“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每会推一人为主讲，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等等。书院史上最著名的讲会要数朱熹和张式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了。《新修岳麓书院志》说：“这次会讲‘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由此可见当时讲会场面的宏大壮观。这次“朱张会讲”持续了大概有三个月，他们就很多哲学和人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次讲会，更有意义的是它秉持的自由讲学之风，彼此双方能切实从学术角度出发相互切磋，互有裨益。《宋记》记载，张式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朱熹也在一封信里提到，张式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
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书院的会讲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例如，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甚至邀请论敌陆象山前往讲学，双方都显示出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不仅不同学派间求同存异，即使同一学派内部也允许有不同主张，师生间互为学友，自由切磋，学生被鼓励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而且，学生可自由听讲，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允许学生中途易师。
可以说，书院的“讲会制度”为不同学派争鸣论辩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体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自由精神和兼容并蓄精神。这种思想和教育的包容性给我们在今天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学如何更大程度地追求学术的“兼容并蓄”和开放办学以有益的启示。
三、注重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养
书院多提倡自学精神。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提高，讲究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在自学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教师询问，或者学生间互相讨论。这样乍一看以为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录在“功课程簿”上，由山长定期亲自抽查。
书院的教学模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朱熹指出：“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这就要学生除了必须具备牢固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具有批判质疑的能力，富有开拓创新的思维。
这种以学生自我钻研、体悟为主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养成学生独立性、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而且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我们现代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最欠缺的就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乃至中小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和创造力。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论辩，使学生受到启发，从而促进其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这又是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巨大启示作用，对当前的教育意义重大。
四、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构建
中国古代教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但这个传统却并非在官学而在书院﹐因为官学的师生许多时候以利害关系为主﹐故关系容易流于冷漠疏远﹐不及书院的师生往往有着纯粹而真挚的师生关系。
一方面，由于生徒是择师而从的，他们未入门时已对老师的学问和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门后得到老师的悉心教导及人格感召，故对老师更加尊崇。例如，理学家陆象山，当他客死他乡时，他的学生千余人，一路浩浩荡荡将其灵柩送归故里，此情此意，震撼人心。另一方面，老师教导学生，并不重在传授知识，而着重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更重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召，因此，往往对学生十分爱护和关怀。这样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以诚相待，时间长了自然感情深厚、关系融洽。
而现代教育注重技能知识的传授，师生缺乏交流，相对来说却疏忽人的情感，因此，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求理性的了解，而许多时候不能有互相的关怀和感通，造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疏离和隔膜。这种师生关系势必会影响教育效果。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说过“要办教育便须与学生成为极亲近的朋友而后始能有一种了解，始能对他有一些指导。”这就是强调教育要重视学生心理、生理上的健康，要和学生心灵相同，方能取得最佳的教育效力。因此，书院这种和谐的、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当前教育尤其是高度教育应该汲取的经验，这也是书院教学的名师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启示。
天谷书苑的夏一中先生到底是做什么的？
夏一中先生祖籍重庆，因为自幼受家里的影响,少年时接触并系统学习《周易》与国学经典，青年时将所学知识融合贯通，以易经为根，以国学经典为魂，融合千百年来古代圣贤验证磨砺的经验指导人生，走向成功与圆满。深耕易学三十余载，当代易学家、风水学家、预测学家、取名专家、策划专家、易经养生专家。当今易学界罕见的高素质、全能复合型人才，精通“易、儒、佛、道、医、史”，国际易学联合会副秘书长，受聘服务于全国多家著名易学机构，高等学府客座教授，担任国内外多家知名企业与机构的首席易经风水顾问。在命运测评、流年测评、易卦、阴阳风水、取名改名、择吉选日、商业策划、易经养生等方面久负盛名。精湛的技术为公司老板、达官贵人、求学赤子、困顿志士指点迷津，象、数、理、占进行综合谋略，真正将易经智慧服务于大众。
请根据相应的激励理论谈一谈管理者对员工实施有效的管理
根据人性化管理理论，一般叫Y理论，激励员工有效方法有1.一起设定目标建立共识 2.由员工提工作计划包括如何奖赏 3.以正面心态支持，即使犯错也不处分由员工自行弥补失误4.给予充分授权并不再监督监控 5.让员工主动要求才予以协助;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