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的诗体特征是指什么？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阶段特征是什么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概述
2011-11-09 21:23:48| 分类： 讲稿 |举报 |字号 订阅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概述
上古——口头歌谣
先秦——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体制：“风、雅`、颂”三部分,“国风”现实主义的精华
表现手法：赋（铺陈叙述）、比（比喻）、兴（起兴）
句式四言为主，语言双声叠韵
中国浪漫主义的先河——楚辞
在楚地歌谣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
楚辞体的特点：
1、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2、“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3、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篇幅一般比较长
4、常用语气助词“兮”（句末：加强整体语气，句中：表停顿）
奠基人、最早影响最深远的爱国诗人——屈原。
代表作：《离骚》《九歌》《天问》《天问》
汉代——汉乐府《上邪》《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乐府：采集民歌加以整理，配乐演唱的机构
乐府民歌内容：继承《诗经》现实主义传统《上邪》《陌上桑》。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句式：五言为主。
（汉末）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五言抒情诗的最高峰。
魏晋南北朝——
1、建安文学：
三曹（曹操、曹植、曹丕 ）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文学特征：建安风骨、汉魏风骨）
2、正始文学：代表作家：阮籍、嵇康
3、两晋文学：
西晋：左思
东晋： 陶（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派）谢（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
4、南北朝时期（最大的成就是民歌的发展）
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狭窄（爱情）、风格艳丽，喜用双关
代表作《西洲曲》
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广泛、风格刚健、语言直率
《木兰辞》（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文人诗创作：代表诗人：鲍照、谢朓、庚信
隋唐五代——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陈子昂建立高峻雄浑、刚健有力的新诗风。《登幽州台歌》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
盛唐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
山水田园诗派：王（王维）、孟（孟浩然）
边塞诗派：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
中唐 韩孟（韩愈、孟郊——诗歌的风格特征：奇崛险怪）
元白（元稹、白居易——诗歌的风格特征：语言平易直白）
李贺（人称“诗鬼”——诗歌的风格特征： 诗境诡谲）
晚唐 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宋代——宋诗重理趣
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诚斋体”）、苏轼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范成大、杨万里
宋词（婉约派：柳永、李清照，豪放派：苏轼、辛弃疾）
元代——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
清代——清诗（龚自珍）、清词（纳兰性德）
综上所述，中国诗歌的发展史大致是：歌而诗，诗而词，词而曲。中国诗词歌曲均源于民间，它们虽然各自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各有其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其血脉相通，都是借客观事物抒发主观情感。
中国古代诗歌的特点
诗歌是最早出现的文学体裁，有着和其他体裁截然不同的特点。归结为五个方面：
1，竖起性是诗歌的最基本特点。诗总是表达强烈情感的。屈原“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表现的是屈原高尚情操和矢志不移的精神；杜子美“安得广厦千万间”表现的是宽广胸襟；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的是他对上水田园生活的向往。读者欣赏过程中总能感受到主人公的思想和情感。
言为心声，诗歌更是真情所致，自然流露。
2，诗歌通过形象典型地反映生活。诗歌的情感常常能聚和蕴含在艺术形象之中。较之其他文学作品，诗歌反映生活更集中，更有典型性。“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顾身陷困境、依然无时无刻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让后人感佩不已。
3.诗歌通过意境表达思想感情。王昌龄在《诗格》里说：“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思于心，则得其真矣。”诗的意境，是诗人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充满诗意的艺术境界。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但是，诗人笔下创造的物和景，已经和生活的面貌不完全相同了，而是融合了诗人主观色彩景和物。是诗人独特的感受和思想感情的凝结，也是诗人气质和个性的流露。而且，写景即为了抒情，景与情不可分割，往往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妙合无垠，便是诗人追求的境界。
4，古典诗歌具有精炼和含蓄的特征。诗歌的语言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神秘的符号系统，它不但含有一种抽象化系统化的理性意蕴，更含有情感的美感。而中国的古代诗歌最擅长用最少的语言表现出最丰富的内容和思想，这就是古代诗歌极精炼的特点。
精炼和含蓄总是相关的。但精炼不等于含蓄，直抒胸臆就不算含蓄，不直接表达情感的诗歌语言多通过比喻、通感、双关、用典、象征等方式表达语意，从而使人感到含蓄、朦胧。
5.古代诗歌具有音乐美。古代诗歌有一部分原先是配乐歌唱的。
古代诗歌的音乐美更体现在它的语言上。如果语言具有声律美的规律，无疑会增加诗的美。其中绝句和律诗的格律大致相同，即字数一定，句数一定，平仄有固定格式，一般原则上要押韵，诗歌就是这样利用这种语言因素，从各个方面入手，例如，讲究句式整齐或变化，讲究节奏和对仗，讲究平仄和押韵，从而形成一种节奏和韵律美。
楚辞体有哪些诗体特征
楚辞的特点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举例说明中国古代诗歌的文体特征
无外乎赋比兴三种手法。
诗经（诗三百）中，开创了赋、比、兴的创作手法，为今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范例。
一、《诗经》中的赋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朱熹《诗集传》说：赋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
二、《诗经》中的比兴
《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郑玄《毛诗笺》：蒲以喻所说（悦）男之性，荷以喻所说（悦）女之容体也。
三，赋比兴表现手法的作用
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比分为比喻和比拟。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运用比拟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
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风雨》中运用兴的表现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兴在这里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欣赏的过度作用。
人们常常把比、兴两种表现手法截然分开，在研究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表现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一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现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化，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喻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作用。
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
作为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赋比兴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1]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2]很明显，风、雅、颂是属于《诗经》的文体分类，赋、比、兴是指什么，则没有说明。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一般说，赋、比，都比较清楚，兴就有疑问，后人的解释分歧很多。至今也没有定论。刘勰所谓“风通而赋同”，即风雅颂相通，赋则作为诗的一般表现手法，“通正变，兼美刺”，也是相同的，这些都比较好理解，惟独比和兴问题，历代解释很多。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解释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
一、三种不同角度的解说
政治的解说。如汉代的“比刺兴美”说。这是汉儒的经学的解释。郑玄注《周礼》“六诗”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3]这种说法是以汉代的社会文化中的美刺论生硬地来解释比兴，与文学艺术离开得比较远，与文学创作没有多大关系。《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抒情的诗歌中,离开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描绘的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就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牵强附会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唐代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 “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并非比一定与“刺”相连，兴一定与“美”相连。这种经学家的政治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仍有不小影响。连刘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比兴”篇中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意思是关雎雌雄有别，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谷鸟专一，所以诗人用来比喻夫人的专一用心。这种读诗的方法承继的是郑玄的政治解释方法。这种方法特点是用政治遮蔽艺术，用意识形态曲解诗义，离开了诗歌的常识，是不可取的。
语言的解说。朱熹的解说可作为代表。朱熹在《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4]赞成此说的人最多。在朱熹的解说中，强调比兴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语言技巧。这种解说与郑玄的政治教化说大异其趣，无疑把解说推进了一步。从单纯的训诂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作为一种语言解说，用之于非文学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于文学作品似乎就还隔着一层。因为诗歌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离开情感，单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很难把属于情感世界的诗歌解说清楚。实际上，对于这种解说，连朱熹本人有时也是怀疑的。（详下）
文学的解说。最值得重视的解说。具体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刘勰的“比显兴隐”说，钟嵘的“文已尽意有余”说，宋人李仲蒙的“叙物索物触物”说。近人徐复观的现代解说。这里先简单介绍钟嵘、李仲蒙的说法，然后再回过来重点阐述刘勰的说法以及徐复观的观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钟嵘看来，三者都是文学的方法。因为运用赋比兴都要“干之以风力，润之者丹采”，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其中，对兴的又以“文有尽意有余”来解说，这就把“兴”的含蓄蕴藉的文学功能说得比较清楚。这种看似“与训诂乖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解说，“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的解说。恰恰揭示了“兴”的文学功能，是十分有意义的。钟嵘对“兴”的这种解说影响很大，唐代以来的诗学实际上是沿着“文有尽而意有余”的旨意往前推进。
宋人李仲蒙的解说也很有意义，他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5]李仲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在他看来，作为赋的“叙物”不仅仅是 “铺陈其事”，还必须与“言情”相结合，就是说作者要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把客观的物象描写得真切生动。这就比传统的解释进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创作中对于“赋”的 要求。唐代许多诗人用“赋”，的确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主要是用“赋”，却也十分尽情。作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完全是一个运用比喻手法问题，作者还必须在比喻中表达作者真挚的感情。唐代许多诗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这里用“比”，却以情附物，而不象某些汉赋那样把各种比喻变成单纯词藻的堆砌。作为“兴”的“触物”，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反过来又把情感浸透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解说，最后都归结到一个“情”字上面，这就更符合文学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