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名字有好多，立条目时该以哪个为准？ 古人的称呼祖籍
古人对姓名字号运用有什么讲究
过去，孩子入学启蒙时，都会起一个正式名字，即所谓“学名”。名字，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词儿，一个意思。但在中国古代，“名”和“字”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名就是名，字就是字。有“名”还得有“字”，是古代有身份者的“标配”。那么，古人是如何起名字的?古人在起名时又是如何选“字”的?
先秦时期孩子3个月时由“父名之”
《左传》记载申繻曾提出取名选字“五原则”
古人怎么想到起名字的?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认为，名字最初是因夜晚相遇、辨识需要而产生的，故《说文解字》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古代一般在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由父亲取名，此即《仪礼·丧服》中所谓“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至于取“字”，则在20岁行成人礼(冠礼)时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后世就不这么讲究了，有时候先起个“小名”或是“奶名”，六七岁入学起蒙时才取正式名字。
取名的关键是选好字，上古时期比较简单，如殷王固定用天干入名。到先秦时期，起名的讲究开始多了起来。取名大师、鲁国大夫申繻曾提出取名选字“五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左传·桓公六年》中所记，那时桓公的太子出生，便咨询申繻怎么给太子取名，申繻遂说了这番话。申繻的具体解释是：“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在具体选字时，申繻强调要“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孔子名“丘”，就是其父按“以类命为象”的原则所取的。孔子生下后被发现头顶特别，是凹下去的，即所谓“圩顶”，故取名“丘”。而孔子有了儿子后，恰好鲁昭公赐他一条鲤鱼，他遂给儿子取名“鲤”，这又是依“取于物为假”之原则。
申繻的取名原则反映了先秦时期的起名风俗，其核心是“避讳”。中国封建时代姓名避讳风气大流行，最早正是始于先秦。
汉代取名流行用“单字”
《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二名非礼也”
与先秦相比，汉代的取名风尚又有了不小的变化。尊老、称谓、身份、德行一类敬谦美辞成为汉人取字时的首选，在先秦人常用的伯、仲、叔、季四字基础上，又增加了元、长、次、幼、少、公、翁、君、臣、侯、宾、士、民、郎等字。如《盐铁论》执笔人桓宽，字“次公”;汉武帝时位列九卿的朱买臣，字“翁子”。
汉代最鲜明的取名特征是，从皇室到普通老百姓都以单字取名，如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在东西两汉24位有庙号的皇帝中，仅汉昭帝刘弗陵取的是双字名，在登基后出于避讳的考虑，也除去“陵”字改成了单字“弗”。取单字名之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唐代，21位帝王中，仅有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为双字名。南宋及以前的皇帝大多数也是单字名，一直到明清时期单字名才被冷落，在明清两朝28位皇帝中，只有明成祖朱棣是单字名。
王莽篡汉建新后，视单字名为古礼。在王莽“崇古”的影响下，取单字名进一步流行。为何汉代喜欢单字名?《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三年》有这样一种说法：“晋魏多帅师侵卫，此晋魏曼多也。曷为谓之晋魏多?讥二名，二名非礼也。”晋大夫魏曼多帅军队进攻卫国，人们不叫他全名，而称“魏多”，是讽刺他取双字名，认为双字名不合礼数。
就“二名非礼”说，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考证，《春秋公羊传》中错误地理解了“二名”的意思，应是一人有两名不合礼数，而非取二字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名青睐“之”字
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人叫斐松之
北魏着名道士取名寇谦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取二字名风气逐渐抬头，取名出现两大特点，一是助词“之”受宠，名字带“之”成时尚;二是父子、长幼之间用字不再避讳，名字中出现同字现象。比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俩的名字中都有“之”字。
当时，“之”字特别受青睐，地位高者或权力大者，名字里往往都带“之”字，如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人斐松之、北魏着名道士寇谦之。当时皇族对“之”字也情有独钟，如晋宣帝的弟弟、安平献王叫司马孚之，儿子、汝南王叫司马亮之，后代还有司马景之、司马昙之……
“之”字入名，在魏晋时期还是一种是否入教的标志。如何辨别入教者和非入教者，知道对方与自己同道?区别就在一个“之”字。后来“五斗米道”首领之一的孙恩作乱，许多名中含“之”的人士受到牵连，不少人被杀，便证明了这一推断。当然，唐宋以后人名中再用“之”字则与宗教无关，纯属于一种喜好。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取名字时仅次于“之”字的，还有一个“僧”字。如南朝梁有一名将领叫王僧辩，梁武帝的医师叫姚僧垣……
宋代出现“五行”“八字”配合起名
朱元璋嫡孙惠帝命里缺“火”取名朱允炆
到唐宋时期，予、臣、汝、友一类称谓字以及可、如、斯、也等一类语助字，开始受到青睐。
宋人取名还出现一种复古倾向。汉代的尊老字，如“老、叟、翁”等常入名中，如《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叫孟元老;《鹤山集》的作者叫魏了翁。
在宋代及以后，取名时人为设置的限制明显多了起来。除了考虑传统的避讳，取名时还要讲阴阳五行、生辰八字、生肖属相、五格剖象、八卦六爻等等。这其中，以“生辰八字”与“阴阳五行”配合入名最为流行。所谓“八字”又叫“四柱”，即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和干支组成的年柱、月柱、日柱、时柱，四柱加起来刚好是8个字。而“五行”则由金、木、水、火、土5个字组成，代表不同性质的物质。
依“八字”原理，命里缺啥取名时就补啥。如命里缺“火”，就会取带“火”的字。明太祖朱元璋的接班人、惠帝名“允炆”，就是因其命里欠火，取名时才找一个带火的“炆”字。这显然是一种迷信，惠帝恰恰是因为“一把火”而丢了性命——在“靖难”中，于宫中放火自焚。
宋代取名的另一大变化是“字辈取名制”开始流行。中国谱系最完整的孔氏族谱，就是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编修的。
字辈取名也叫“世代排名”。在宋以前，虽有以字辈取名的现象，但并不普遍。在宋以后，这一取名方法便成为古人取名的主要手段，凡同宗同辈者，皆用一个固定的字入名。
到了明代，字辈取名制普遍流行。明惠帝朱允炆名中的“允”字，便是辈分字。当年朱元璋给自己的儿子各20字辈分，太子一支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元代流行“数字”入名
“莺莺”“圆圆”等重字双名
被视为身份低贱者用名
在所有朝代中，数字名在元代最为流行。元末起义军首领之一的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是一读书人献给他的。据说此名其实是骂他的，语出《孟子》：“士，诚小人也”，另外断句就是，“士诚，小人也”，暗讥张士诚不学无术。
这种数字取名风俗，实与朝廷政策有关。在元代，汉人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只能用排行、父母年龄等来称呼，这大概是古代姓名管控的特例。
名字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代号，但当名字里加入动机、情感、寄托后，便变得不再简单。名字起的好，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反之则为名所累。南宋初年，有个叫钱唐休的人就被自己的名字害得不浅。据庄绰《鸡肋篇》记载，当时南宋刚定都又名钱塘的临安(今杭州)，会稽有个叫钱唐休的人颇有声望，被人举荐给宰相赵鼎，但高宗坚持不用，认为名字不吉利：“钱唐遂休乎?”
唐宋以后，人们起名尽量考虑稳当、平安，忌与帝王、坏人等重名，不用凶字、坏字。北宋徽宗时，江西平乐县有个叫“孙权”的人，与三国吴主同名，因此被举报图谋不轨，“寓意僭窃”。
不产生歧义也是古人取名时要注意的。《明皇泳化类编》记载，有个学子名叫孙曰恭，参加永乐年甲辰廷试获第一名。朱棣看到名字后不乐，觉得“曰”、“恭”二字加起来似“暴”字，硬把状元给了第二名邢宽，孙曰恭变成了榜眼。
像现代流行的重字名、姓名同字同音，也是古人所忌讳的。名字重字又叫“双名”，在古人眼里是身份低贱者用名，一般侍妾、青楼女子多双名，如元稹妾名“莺莺”、秦淮名妓“陈圆圆”。女子双名读起来，让男人有一种愉悦感，有身份的人，特别是男人不取重字名。
除了避用不雅字，古人取名时还很在意字的声调，取“双声叠韵”字入名，这样读起来音节响亮，音韵哑仄的字，寓意再好，结构再美，也尽量不用。
古人取名有何讲究
古人取名 有以下几个原则1.音 名字的子音要清脆顺口 2.形 字型结构要稳定要流畅 .3.意 所取的名字要有一定的意义. 4.合 与用名字人的五行相合 .5.讳 取名不可以和长辈的名字相同或者同音如果有必须写的时间有所区别 年的时间也不是同一个音 这是对长辈的尊重.这是主要的几个原则
对古人的称呼 有的以籍贯相称,有的以官名相称,有的以供职地相称
以籍贯相称：韩昌黎（韩愈 ）。
以官名相称：贾太傅（贾谊 ）
以供职地相称：柳柳州（柳宗元），贾长沙（贾谊 ）、
古人在取名字上有什么讲究？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古人的“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故又称“表字”。“字”是男女成年后才加取的，表明他们开始受到尊重。
一般“名”、“字”多由父母长辈所取，其中多表达长辈对子女的期望，如关羽，字云长，意为“展翅入云”。“号”，是人的别称，又叫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以寄托或标榜自己的某种情操和旨趣，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为“六一居士”，以表示自己鄙视利禄。
古人对取“名”、“字”比较重视，在取名字的时候，是有讲究的。
1．名和字，是近义词。
比如屈原，名平，字原。(《尔雅·释地》：“广平曰原。”)“平”和“原”的词义就是相近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曹操，字孟德，德和操；周瑜，字公瑾（取自“怀瑜握瑾”）等等。
2．名和字，是反义词。
比如：韩愈，字退之。愈，是进的意思，和退是反义词。韩愈，字退之。表现的意思是“不进则退”。
3．字中的前一个字，往往是表示在兄弟中的辈分。
辈分第一个的，叫孟，或者伯。比如马超，字孟起，说明他在家是老大；孙策，字伯符，说明他也是老大。排行第二的，叫仲。比如许褚，字仲康；孙权，字仲谋……
4．名字中的其中一个字，表现对男子的美称。
比如：子、甫等举例：赵云，字子龙；鲁肃，字子敬。
这里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揭示了古人取名时的好尚、愿望、期许等心理以及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价值取向……
1、物质和地位的向往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他是正视人们的这种欲望的，不过强调要通过正当的途径去实现。到后世儒家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时，口头上不再承认人们的物质追求，而要把这种私欲掩藏起来。由于有了重义轻利的文化观念，士大夫之家取名总要避开这个方面，读书人都不愿把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利禄之欲堂而皇之地表露出来。
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确立以后，做官就一并获得富与贵，以臣字命名的多了起来。
隋唐之后，为官的正途是科举，士人都被利禄引诱，埋头从事经义帖括、八股制艺，做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美梦。仅《清史稿》有传的人物，名字与科举有关的即有唐殿魁、许占魁、黄开榜、郑魁土、蔡廷魁、苏廷魁等好多人。
2、执著生命的祝愿
秦始皇平群雄，扫六合，混一区宇，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役使许多人为他的长生梦而奔波，结果是枉然徒劳。但是，这种真诚的梦想并不是富贵已极的人独有的。
大部分人则虽不全信，也存着一丝希望。因而命名时表现这种意愿的很常见。这往往又是家长对子女的祝福。此外，与长寿有关的典故、人物、动植物等，往往被人们取以命名。
3、消灾化吉的期望
疾病是人类的大敌，总是在干扰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而在古代，人们怎能不为健康问题焦虑？这种心情反映在命名的时候，就有了消灾免病一类的名字，寄托着对得名者的深爱，苦心一片，欲邀天人共鉴。
先秦时楚平王篡位之前名弃疾，即位后改为居；汉代有骠骑将军霍去病，晋代有司马忌字公寿，北周有司马消难，宋代有冯去疾、黄去疾、著名词人辛弃疾，清人有苏去疾，等等。
安、吉这一类名字内涵很大，不仅有消灾免病的意思，它还包括了免除所有天灾人祸的用意，因此名字中用得最多。所见最多的是以吉命名的现象。
使用吉祥类的字命名，也包含着对命运的祝福。
以上几个方面的社会心理，实际都有关联，吉利的祝福自然有福禄富贵的含义；亨通的理想极致不过是仕途得意，青紫加身；长寿的愿望同时也是对疾病的憎恶和诅咒，不好分得很清楚。以上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才勉强划分开来。而现实中的思想感情之复杂程度，恐怕怎样表述都会流于简单化，只有用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去体会那些寄寓愿望的名字，才能真正把握其内在的底蕴。
我们今天常说的某某人叫什么名字，其：“名字”一词，在古代代包括“姓”、“名”、“字”三个部分，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
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长大以后要取字，两者相连，通称名字。关于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应奎曾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质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样。一般说来，古时候，名是阶段性的称呼，小时候称小名，大了叫大名。等有了字，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
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尽管用途不尽相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如三国时的名将张飞，字翼德，在这—名字中，
“飞”是名， “翼德”则是对“飞”的解释，因为
“飞”就是“翼之德”(翅膀扇动而造就的功德)。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名与字之间也有联系，即“居易”是因，“乐天”是果，只有居处安宁，才能知命而乐天。
古人的名有多种种类，字也有不同用途。起初，人们取字非常简单，往往只取一字，与“子”、“伯”、“仲”、“甫”等表示年龄阶段的字相连。如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这些名字中的“渊”、“牛”、“弓”就是他们的字。当然，有些人取字时干脆只用一字，不加别的字辞，如陈胜字涉，项羽字籍等即是。东汉以后，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人们在有了名以后，往往把取字看得很重要。有些人在取字时注重效法古人，取字“士则”、“思贤”、“师亮”等等；有些人则寄托对当事人的厚望，取字“温叟”(长寿不天)、“永全”等等。这些，无不含有深刻的意义。
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早在周朝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对此，《周礼》解释说，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意思是说，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早期的号具有这一特点，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如老子别号广成子、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取号的人仍不很多，名载史籍者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但是，到了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在名、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皆属此类。到了宋代，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熟知的《水浒传》108将个个都有别号，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几乎人人有号。正如清人凌杨藻在《蠡勺编》一书中记载的那样，其时“闾市村垄，嵬人琐夫，不识字者莫不有号，兼之庸鄙狂怪，松兰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弟则必‘水’，伯‘松’则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闻妇人亦有之，向见人称‘冰壶老拙’，乃嫠媪也”。甚至一些落草为寇的盗贼也有别号。如上述书中举了一个县官审案的例子，就十分能说明问题。这一例子说，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犯人突然说道：“守愚不敢。”县官不解其意，一问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
在用字上，取号与取名、字不同，大多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有2字号，也有3字、4字号，甚至还有10余字、20余字的别号。如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即“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别号的字竟达28个之多，即“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一个人的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真可谓古今一大奇观。
因为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且不必加以避讳，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现自己。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取一个别号，但有些人的别号也有好几个。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别号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涤子、瞎尊者，达4个之多。
综上可知，我国古人的称谓远比现代人复杂，他们有姓名又有字、号。这种姓名字号的并存，既适应了当事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需要，也为中国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