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汉《论语新解》 何时再版？(钱穆的《论语新解》是什么时间写的)
钱穆的《论语新解》是什么时间写的
何晏《集解》，网罗汉懦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往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必读此书。明清两代以朱注取土，于是读《论语》必兼读朱注，已八百年于兹。朱注不能无误，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朱注误处均经发正。而清儒持汉宋门户之见过严，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异，转复失之者。其所驳正，亦复众说多歧，未归一是。又考据家言，辞烦不杀，读者视为畏途。故今社会流行，仍以朱注为主。 民国以来，闽县程树德为《论语集释》，征引书目，凡十类四百八十种，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来精，转为其失。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论语》距今两千载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刘氏《正义》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二也。
钱穆的《论语新解》和杨伯峻《论语译注》，哪本比较好
讯论语新解》，钱穆大师级别的。
所谓大师级，不仅在学，更在于识。
读《先秦诸子系年》，十分佩服他的博学和慎思明辩，非迂腐轻佻之流可比。唯一的问题是钱穆用的是半文言，以古解古，初学者可能会有点累。 《论语译注》也不错。
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出版的，请问是哪年出版的？
2002年9月北京第1版
2005年3月北京第2版
2011年5月北京第15次印刷
《论语》新解
《论语新解》成书于１９６３年。
钱穆先生早年是中学老师，自学成材，著作等身，在经、史、子等领域均着力极深，富真知灼见而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也为儒家思想背负了太多的负担，显得拘谨和不合时宜。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儒家思想被全面否定甚至是给抹黑的时代，人们对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嘘声四起，国内时局又是革命声浪齐天、城头王旗变换，谦谦君子之道，庶几无存。《论语新解》一书是钱先生出入各注，“异说既多，贵能折中”后的产物，经由他的火眼金睛并与其时代呼应，确实能给我们极大的启发。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孔子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证，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详细年表，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钱先生于各章注解之余，偶有一两句感悟，直有画龙点睛之妙，可说是字字如金！例如《论语·学而第一》中他评论说：
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养成德，所指极深极广。由其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其先发而可见者为孝弟，故培养仁心当自孝弟始。孝弟之道，则贵能推广而成为通行于人群之大道。有子此章，所指浅近，而实为孔门教学之要义。
以上感触，确是阐述“仁”内涵之至当至确之语，仅此便知钱先生的国学修为。
应该说，杨伯峻和钱穆正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两位学者，若能将杨伯峻的语言学修为与钱穆的国学功底相结合，势必能写出一部更完美的《论语》新解。的确，比较起来，《论语新解》最大的问题便出在语言上。钱穆在序言里指出：“……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可从实际效果看来，平易已不可得，确切更难企及矣。全篇都是半白半文、磕磕绊绊的语言风格，不仅使人读得吃力，且多数译句令人难究其义。
“周”解为“待人忠信”已属奇论，而舍“营私”取“阿私”，又不符合常人的用词习惯。《论语新解》一书的行文、译句大抵如是，就不再多举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