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90年代有没有这种现象，求解 典型的文学现象有哪些
20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状况是什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次大战后罕见的持续性的高速度增长。在信息技术部门的带领下，美国自1991年4月份以来，经济增长幅度达到了4%，而失业率却从6%降到了4%，通胀率也在不断下降。如果食品和能源不计在内的话，美国1999年的消费品通胀率只有1.9%，增幅为34年来的最小伍。这种经济现象就被人们表述为“新经济”。
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底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目前这种“新经济”，其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
不仅美国如此，西欧经济也呈现出类似的迹象。长期以来，增长停滞、劳动力使用受限以及难以操纵的政府预算一直困扰着欧洲。令人欣喜的是，如今这里开始展现经济活力。多年的经济发展停滞之后，由11国组成的欧元区的增长率1999年超过3%。失业曾是困扰着欧洲大陆的一大社会问题，如今其失业率也降至10%以下。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其私营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达到30年来的最佳水平。从赫尔辛基到里斯本，各地的公司都在新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力投资。
“新经济”在亚洲也露出曙光。虽然两三年前，东亚与东南亚各国与地区普遍地爆发了金融危机，但是现在已经从危机中摆脱了出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无不对新经济充满了乐观的希冀。在两年多的危机之后，大公司的经理人和决策者们都急切地期待着信息技术的扩展、因特网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商务行为能带来巨大的回报。许多董事会上最令人激动的话题就是集个人电脑、智能电话和电子商务为一体的三合一及其对本地区的生产力和消费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没有人会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能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但是，亚洲也享有后来者的优势，那就是只需从美国引进那证明行之有效的新经济模式，从而大大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总之，新经济源于美国，但新经济的浪潮已经席卷着全球。
新经济之所以“新”，源于推动其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信息、技术革命所具有的全新的革命意义。同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不同，信息技术革命改变的不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
虽然其影响所及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但它是通过改变人类信息的传输、储存方式来实现的。长久以来，在低下的劳动生产力的掩饰下，信息的不充分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被忽略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数次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信息瓶颈也逐渐拓展扩宽，
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以超前的眼光，最先将信息从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作为与物质和意识并列的世界构成的第三要素，这从哲学的高度证实了，信息技术革命所具有的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是人类信息的传输与储存方式的革命，也对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的组织方式提出了创新的要求，电子商务、信息高速公路，这些信息时代的产物，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今天，信息时代刚刚来临，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的影响也才刚刚露出端倪，新经济刚刚露出曙光。一个更新、更美、更快的信息世界不久的将来必会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新经济的实质，就是信息化与全球化，新经济的核心是高科技创新及由此带动的一系列其它领域的创新。促成新经济出现的现实环境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新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科技型、创新型经济
中国经济90年代走势及分析
90年代上半期，重点是解决原材料、基础设施等的“瓶颈”问题；90年代下半期，重点是解决经济结构的矛盾和优化问题.
90年代以来，我国的物价走势——通货膨胀，可明显的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92-1996年的高通货膨胀时期；二是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时期。
1992年小平的南巡讲话，是我国全面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由于此前我国经济已经持续两年低迷、而且中央政府也缺乏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灵敏的调控手段和机制等，因此在大利好的激励下，我国经济迅即出现一轮过热的建设高潮。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直线攀升。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发布，简称“十六条”，全面、大力度的治理经济建设的过热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三条是：紧缩信贷、开仓放粮和压缩项目等。
经过3年多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都进入了中长期的合理区间。
9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过热，给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例如整个“八五”时期，我国投资每年平均增长36.5%，远高于“六五”时期的19.5%和“七五”时期的16.5%。林毅夫教授测算，这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增加了两倍甚至更多。
据原内贸部商业信息中心统计，1997年上半年，在全国605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72.2%、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27.8%、没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这可以看成是我国经济由供不应求——供给制约型经济、全面转向供过于求——需求制约型经济的历史性的开始或起点。同时，它也是迄今我国经济始终处于通货紧缩阴影之中的、最重要的宏观环境之一。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在“软着陆”之后，迅即感受到了需求不足的巨大压力。
1998年，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新组合；同时，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增强其贷款的能力。1998-2002年，中央政府共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并带动了3.2万亿的社会总投资规模。
通过种种扩大需求的努力，1998-2002年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也仅在轻微的通胀和紧缩之间徘徊。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以下四方面因素可能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即：1、需求不足：包括改革使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增加，缺少中意的消费对象，以及投资需求不能有效实现等。2、供给过剩：包括生产的简单重复竞争，假冒伪劣泛滥等；并且资金供给的缺乏有效约束，可能助长了这种倾向。3、劳动力因素：劳动力供给的无限增长、以及其效率的持续提高，可能对价格有着较大的向下压力。4、国际接轨：包括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以及市场化的改革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等。
近年来，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中国输出通缩”的较多议论。这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对中国的生产能力及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提高的一种过度的舆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