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呼皇帝名讳会有什么惩罚？ 直呼名讳
在古代随便喊别人的名字有什么后果？
说起每个人的名字，我们都知道是每个人的标志之一。陌生人打了招呼之后自己就会说我叫张三，然后对方会说张三您好之类的。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在古代的时候你要是这样说别人绝对会和你拼命。
名字中包含好多部分，姓氏，名，字，号，表。当然现在只有姓名两部分了。民国之前名人都有自己的字，有的有号，现在都没有了。但是在古代你要是弄乱的话真的会出人命，这是对别人莫大的不尊重。
首先说姓氏，姓氏在汉朝之前是分开的，姓和氏，每个人有自己的姓，也有自己的氏。比如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所以也就有好多人称呼姜子牙是姜尚，也有的叫吕尚，当然这个当时好多人不在乎。比如商鞅变法的商鞅，商只是他的氏，之所以叫这个是因为他的封底在商，所以氏倒是没有多大在乎的。可以改。汉朝之后姓氏就合为一体了，不怎么区分了。
说一下名字了，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很重要的。首先讲究就是避讳了。大致的就是说你祖上名字中有叫这个字的你不能叫。当权者皇帝如果要求避讳的话你也得改。有时甚至还须避同音字，还有你要是写东西也不能出现这些字的。唐代的著名诗人李贺，就因为父亲名叫李晋肃，“晋”与进士之“进”同音，而终身不得应进士之试。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于是把楚地改为“荆”。汉文帝名叫刘恒，于是把[女亘chang]娥改名“嫦娥”，把恒山改为“常山”。这中都是非常常见的。当年的观世音菩萨都因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都改成观自在菩萨。你想想连神仙都得让步，你能不改吗？
不过名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唐朝之前，几乎所有人的名都是一个字。比如刘邦、曹操、刘备、隋炀帝杨广、北齐的高洋等等。因为在那个时代，名都是一个字，这是高贵的象征。王莽改制之后，惩罚一个贵族，明确的有一点把他的名由一个字改成两个字，在当时来说是莫大的侮辱。
字，就不用说了。这个历史和语文上都有，李白字太白，杜甫字子美，曹操字阿蛮。刘备字玄德等等。字是对名的一种解释。表和字一样，很早就和字融合在一起了。
还有号，当然一般人不会有号的。比如陶渊明号称五柳先生。王守仁号阳明先生。等等，一般都是尊称。
不过古人很讲究的一点就是你的名字只有你父母。长辈。上级。皇帝可以说，其他人都不能说。一般都是父母可以直说，其他人几乎都不会直说的。比如三国里面叫刘备都叫玄德，或者说刘玄德。皇帝称呼自己的臣子一般都说这个人的官职叫姓。或者也是叫姓叫字。很少会叫姓名的。要不然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因为名字是自己的父母起的，只有自己的父母能叫。但是小名可以叫。平辈之间一般都是叫你的字比较多。除非你不想和别人一起混了，要不然根本不能叫别人姓名。
所以电视剧里面不管谁叫谁都直呼其名，要是在古代这样叫，绝对会和你绝交。甚至和你拼命。要是妻子叫丈夫这样说肯定会被休了。
古代避讳原则
避讳大体可分两类：一是公讳，即国家强令臣民所作的避讳，如避本朝皇帝名、孔子之名等；二是私讳，乃是文人士大夫对其长辈之名所作的避讳。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到秦代时，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避讳的办法才初步确立。秦始皇名政，于是下令全国改正月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楚这个字就被改称为荆。汉代律法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若触犯帝王名讳属犯罪。到了晋代，避讳制度日臻严密，在许多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如“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等。甚至皇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简文帝郑太后名阿春，当时凡有春字的地名都以阳字代替，如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晋代人还特别重视家讳，别人言谈中若涉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就得赶快哭泣，对表对父、祖之孝心。《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一日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此“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由于在言谈中容易触犯别人的家讳，很多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以免言语不慎触怒他人。
在南北朝时，士大夫都以善避私讳为荣。南朝刘宋太保王弘，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当时竟被传为美谈。在唐朝，避讳成为政府颁布的法律，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由于“晋”与“进”同音，当时人认为他不能中进士，虽然有韩愈帮忙，专门写了《讳辩》为之辩白，但李贺最终没能参加进士科考试。恶讳（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之名，改安化郡为顺化郡，广东宝安县也被改为东莞县。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科举考试中，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失去中榜机会。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文人士子遣词造句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至于因避讳不敢做某事、担任某官的更是常有。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退了这一差使。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几乎没有避讳制度了，大臣上书也敢直呼皇帝的大名。清朝统治者嫉恨中原人民视其为外族，除皇帝名之外，胡、夷、虏、狄等字都在避讳之列。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子王锡候在《字贯》中触犯了康熙、乾隆帝名讳，满门抄斩，令天下士子心惊胆颤。避讳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彻底废除。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中了司马迁得罪汉武帝受到了哪些酷刑
司马迁受了什么酷刑？司马迁为何受到宫刑?宫刑，又称腐刑、阴刑、胥靡之刑、椓刑或宫，中国古代的一种残酷的刑罚，受刑者会丧失性能力和生殖能力。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受宫刑呢？
有人说，司马迁写《史记》，由于批评了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所以惹恼了他，但是汉武帝又不能明里阻止，所以就用除死刑外最残酷的刑罚来惩罚他，打击他的精神和意志，打击他独立进行历史评判的价值追求。这是封建帝王的惯用术，不仅阉割肉体，而且阉割精神。作为封建帝王，汉武帝有钳制思想的动机，也有钳制思想的劣迹，但是说他因此而阉割司马迁，还是有些冤枉了他。
让我们还是回到公元前99年，来回顾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吧。这一年，李陵攻打匈奴战败的消息传来，汉武帝极为郁闷，责问大臣，陈步乐无奈自杀，公卿随后都将战败的责任推到李陵身上。司马迁不以为然。司马迁不以为然，汉武帝应该是不知道的。司马迁的地位不高，他也不敢主动发言，但是这个场合他在场，在伴君如伴虎的时代里，这种情形也就是多了一份危险。
汉武帝突然点名让他说说看法，是他不以为然的表情让汉武帝有所洞察，还是仅仅一个偶然，这已经不能够被复原了。总之，汉武帝让司马迁发言，而司马迁也想发言，于是，他就慷慨陈词起来，中心意思就是替李陵辩护。这一下子，突然，皇帝就恼了，认为他是在诋毁李广利。
李广利是这次讨伐的主力，而李陵不过是个协助。为什么一涉及到李广利，汉武帝就那样敏感呢?因为这涉及到他的用人路线，李广利是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而他的用人路线是不允许被怀疑的。
皇帝发怒，这事就不太好办了。皇帝也没有直接就处置司马迁，而是将他交给了廷尉审理，审理的最终结果是诬上。案情并不复杂，司马迁被判死刑。但是司马迁不想死，不能死，原因我们知道，这就是他在写作《史记》，他在进行着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伟业，因此，他想继续活下去。然而，由于得罪了皇上，活下去的想法要实现也就很难。
在当时，基本有三种途径可以免死。第一种途径，祖上有功于国家，有先皇颁发的丹书铁券，这时候拿出来，可以免死。比如萧何的子孙曾经多次犯罪，就拿出了汉高祖发给萧家的东西，得到了赦免。第二种途径，家里有钱，可以多捐，然后免死。
这是汉武帝时期的特殊政策。由于对外战争消耗巨大，国家财政紧张，犯人交钱免罪成为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措施。第三种途径，就是接受宫刑，可以代替死罪。但是这样做，终生抬不起头来，让人觉得为了求生而自甘低贱。
司马迁的祖上没有功劳，家里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他只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就是接受宫刑，交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东西。当然，这也需要胆量。因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宫刑的死亡率很高。在接受宫刑之后，司马迁能不能存活下来，这个也是个未知数。但是他别无选择，除非他放弃《史记》的写作。
接受宫刑，又叫做下蚕室，也就是行刑后，要将受刑人像蚕一样的养起来，以提高受刑人存活的机率。司马迁就有幸活了下来。对于以宫刑免死的细节，司马迁并不愿意多说。但是他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其实是透露了实情的。
他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他的那句非常有名的名言的语境。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如果伏法受诛，其实就是轻于鸿毛，他不想这样去死，即便受到世人的轻贱和非议也要活着。
司马迁活下来的目的成功了，《史记》名传千古，他又夺回了自己的话语权，尽管是在许多年以后。人们都说汉武帝以宫刑这种下作的手段惩罚他，而不愿深究他当初甘受宫刑的痛苦选择。在这一点上，汉武帝确实受了冤枉。首先，具体的处罚措施并不是他确定的，而是廷尉审理的结果。其次，判的是死刑而不是宫刑。但是，他的这点冤枉如果与司马迁的惊世奇冤相比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围线此事的最可笑的一种看法是，汉武帝顾及历史评价，不敢处死史官，只能对司马迁进行羞辱。所谓不敢处死史官，无非是怕未来的舆论报应。这种看法为什么可笑呢，因为在《红楼梦》中，王熙凤曾说过一句话，她说，我是从来不信阴司报应的。一个大户人家的管家奶奶都不怕的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会怕，那又怎么可能呢?
古代帝王可否对臣子直呼其名？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多数情况下，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爹叫儿子是可以的，但也只是私底下，儿子成年有字后，父亲在有旁人在或者私底下也应当称呼儿子的字，师长叫已经成年的学生也会称呼对方的“字”，这是对其人格的尊重。而皇帝对于群臣，除了元清两朝之外，皇帝是不可以当面直呼臣子之名的，宋明这两代的臣子甚至会因此对皇帝当场质问、破口，而元清两代，胡人只有姓名而无字，臣子的地位也不像汉人——元朝皇帝对待蒙古大臣如同袍泽酋长、清朝皇帝对待满蒙大臣如同奴仆，都都只能称呼其名，即使是这样，元清两朝君王对于有地位有身份的汉臣，也是称“爱卿”、“先生”的。当然，元清君王对于一般汉臣，皆直呼其名，不过，夷狄胡虏，本无文化，也不能强求。
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
古代直称姓名大致有三种情况：
(1)自称姓名或名。如“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
(2)用于作传或旁介。如“遂与鲁肃俱诣孙权”，“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
(3)称所厌恶、所轻视的人。如“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
直呼其名的情况，除了以上三种——自称、作传和极端厌恶之外，事实上，除了爹叫儿子一般很少有例外，个别也有，比如严嵩称其子严世蕃为“东楼”，东楼是严世蕃的号，这很罕见，足见严嵩对这个儿子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