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 家 乐 的 官 网 下 载 地 址 是 什 么 ？
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再解释一下这里的翰林是什么意思？
咸阳二三月间，宫柳正舒展着黄金般的嫩枝。那裹着绿色头巾，玩弄珍珠的轻薄少年，傍晚醉酒归来，胯下白马骄矜，飞驰而过。意气纵横，众人仰慕。正是少年得意，行乐及时。可叹那杨雄不晓得事理，晚年才献上《长杨赋》。 辞赋得以通达君主，自己已是垂垂老矣，写《太玄》时，两鬓已白发如丝。跳楼之事更是让人感慨，只被这及时行乐之辈嗤笑啊。
子云，杨（扬）雄。 长杨辞，《长杨赋》。 草玄，撰写《太玄》。投阁，详下。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 西汉学者、辞赋家。字子云。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40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他的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死。后召为大夫。
扬雄一生悉心著述,除辞赋外,又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对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在思想史上有一定价值。另有语言学著作《方言》等。
在辞赋方面，他最服膺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扬雄在《法言》中还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经书为典范。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茂，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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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杨赋
开放分类： 杨雄
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敺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义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其辞曰：
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曰：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左太华而右褒斜，椓巀嶭而为弋，纤南山以为罝，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帅军踤阹，锡戎获胡。搤熊罴，拖豪猪，木拥枪累，以为储胥，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虽然，亦颇扰于农人。三旬有余，其勤至矣，而功不图。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乾豆之事，岂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今乐远出以露威灵，数摇动以罢车甲，本非人主之急务也。蒙窃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谓之兹耶？若客所谓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也。仆尝倦谈，不能一二其详，请略举其凡，而客自览其切焉。客曰：唯唯。
主人曰；昔有强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之。豪俊麋沸云扰，群黎为之不康。于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横钜海，漂昆仑，提剑而叱之。所过麾城摲邑，下将降旗，一日之战，不可殚记。当此之勤，头蓬不暇梳，饥不及餐，鞮鍪生虮虱，介胄被沾汗，以为万姓请命乎皇天。乃展人之所诎，振人之所乏，规亿载，恢帝业，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
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躬服节俭，绨衣不獘，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雕琢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砂之声。是以玉衡正而泰阶平也。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眥，闽越相乱，遐 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骠卫，汾沄沸渭，云合电发，猋腾波流，机骇蠭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碎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驱橐驼，烧熐蠡，分剓单于，磔裂属国。夷阬谷，拔卤莽，刊山石，蹂尸舆厮，系累老弱。 铤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颌，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足抗首，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华沈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儒。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意者以为事罔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乃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振师五柞，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乌弋，西厌月 ，东震日域，又恐后代迷于一时之事，常以此为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是以车不安轫，日未靡旃，从者仿佛，委属而还；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出凯弟，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年，存孤弱，帅与之同苦乐。然后陈钟鼓之乐，鸣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拮隔鸣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铄，肴乐胥，听庙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颂，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劳也。方将俟元符，以禅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将来，比荣乎往号。岂徒欲淫览浮观，驰骋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践刍荛，夸诩众庶，盛狖狸之收，多麋鹿之获哉！且盲者不见咫尺，而离娄烛千里之隅。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
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体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蒙，廓然已昭矣。
本赋以写田猎为构架，实讽汉成帝的荒淫奢丽。先以序文略叙长杨之猎，而在赋辞之中就完全以议论出之。以高祖的为民请命，文帝的节俭守成，武帝的解除边患，概述历史，树立楷模，颂古鉴今，处处显出成帝背离祖宗，不顾养民之道。对先代颂得愈高，对当今讽得愈深。
赋辞议论凌厉，气势逼人，以正言出微词，泼辣而有节。显示了辞赋家词采风发的才能，又表现出议论家逻辑缜密，无懈可击的特色。其中一些长句，尤可见出作者的功力。
其中"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这一段描写武帝时期的武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卫霍征匈奴的战争场面,杀伐之气跃然纸上
扬雄当然没亲眼见过卫霍西征的场面,他所写的只是文学上的想象
按说霍少封狼居胥就是登山祭天,筑土为封
所以也应该有有告功祭文,但可惜没能流传下来
长杨是指长杨宫
汉宫名。本秦旧宫，汉时重加修饰，为秦、汉时游猎的地方。内有垂杨绵亘数亩，故称为长杨宫。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
三辅黄图校正上说长杨宫在今周至县东三十里，本秦旧宫，至汉修饰之以备行幸。宫中有垂杨数亩，因为宫名，门曰射熊观，秦汉游猎之所。
直按：《汉书·地理志》，周至县注云：“有长杨宫，有射熊馆，秦昭王起。”又《文选·长杨赋》云：“输长杨射熊馆。”李善注引《三辅黄图》曰：“长杨宫有射熊馆，在周至。”盖约其文。
汉代有不少名赋使用宫名,如甘泉赋等
《长杨赋》，借主人翰林与客卿子墨之口，述汉高祖刘邦创业之艰，叹文景二帝与民休戚与共之德，告诫成帝，"恐后代迷于一时之事，常以此为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
《长杨赋》一出，天下振动，万口传诵。据说，写罢此赋，扬雄立刻疲倦地倒地酣眠，昏睡了三天三夜，梦见自己的五脏六腑飞出体外，在空中飘荡，与前辈司马相如相遇......梦醒之后，他全身乏力，三个月之后才得以恢复，足见其呕心沥血之深遂。
是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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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谁搜集整理的
《诗经》的收集与整理 ——“采诗”、“献诗”、“删诗” 关于《诗经》的编订问题，历来的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诗人，如此漫长的年代，如此广袤的地域，是怎样将这些诗歌汇集在一块呢？又是谁把它们编订在一起而流传后世呢？于是，在《诗经》研究史上，就出现了“采诗”说、“献诗”说及“删诗”说，试图就以上问题作出确实的回答。 “ 采诗”说 汉朝的书籍里就有很多记载。《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意思是说：春天来了，人们走出群居点到田间去耕作的时候，便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敲着木梆子在路上巡游，采集他们在耕作中唱的歌谣。然后把采到的诗歌献给管音乐的太师，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春秋公羊传》的注者何休又提出了一种新说法：《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句注：“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注疏》卷十六）即男子满年六十岁，女子满年五十岁，没有子女照管的，官府就给他们衣食，叫他们到民间采诗。所得的诗由乡、县、邑、国一级级转上去，最后演奏给天子听。班固和何休都肯定有采诗的事，只是说采诗人不同。他们对采诗的事说得那么具体，可能根据传说或古代传下的资料。不过后来的人在先秦的书籍里却找不到采诗者的活动记录，所以对他们的说法都表示怀疑。 我们认为，采诗的事是应该有的。当时的民歌都是口头文学，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没有地方可供发表，如果没有人采集，是不会集中起来的。又据古代史家的研究，采诗本是氏族社会的遗风，当国家制度形成以前，氏族或氏族联盟的领袖需要从民歌中听取本氏族中各家族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民歌的采集乃是民主的一种补充手段。周王朝的统治者当是继承了这一制度，而设有采诗官或采诗的人，“采诗以观民风”。采来的诗歌都要通过乐师的演唱，才传于天子之耳，这样，诗歌都集中到乐官的手中了。 “ 献诗”说 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国语·召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又《晋语六·厉公》说：“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袄于谣……。”都说到天子听政，叫朝中大小官员献诗讽谏。在《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还记了一段献诗的故事：从前周穆王想周游天下，要让天下所有的地方都有他的车辙马迹。于是祭公谋父就作了一首《祈招》之诗，劝阻了穆王，穆王接受了他的意见，才没有因出游而招祸，最后平安地死在宫里。我们从诗三百篇的实际情况看，“献诗”的事是确实存在的。此外，各国诸侯也要向周天子献本国歌谣。《礼记·王制》篇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见《礼记注疏》卷十一）这种“陈诗”实际上也是献诗的一种形式。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有采集来的作品。 “ 删诗”说 采来的诗和献上的诗是很多的，是谁由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三百篇编订成书呢？这个问题，最早提出的是汉代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 这是说孔子在三千多篇古诗中，以礼义为标准选出了三百零五篇，其他那些重复的、不合礼义的都删去了。这就是影响后世的著名的孔子“删诗”说。虽然有不少学者尊崇相信这个说法，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其中较著名的人有朱熹、叶适、朱彝尊、崔述、方玉润、魏源等人。他们提出了很多反对“删诗”说的理由，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孔子自己及其门人弟子都没有说过“删诗”的事。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他自己只讲过正乐，而且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 第二，《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时，鲁国乐工演唱的十五《国风》及《雅》、《颂》各部分，与今本《诗经》完全一样，而这时孔子还不满十岁（约8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在孔子以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型了。 第三，根据《论语》等书记载，孔子是严守“礼义”这个原则的，而且多次对郑、卫之音表示反感，要废黜这两种乐歌。孔子曾骂过“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主张“放郑声”，但《诗经》三百中仍然保存着郑、卫之风。如果孔子删诗，肯定会删去的。可见，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要之，《诗经》的编定，应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孔子还提出“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的三条准则。这些，对《诗经》的流传、学习、研究都起了重要作用。孔子删诗虽不足信，但孔子“正乐”却是真的。“正乐”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礼乐制度，有守旧的一面，但对保存这个诗集的功劳应该给予肯定。 第四，在当时要掌握全国各地那么多诗歌，只有周太师才有条件做到。周太师一方面用诗来教贵族子弟学习；一方面又选一定数量的诗歌公布到诸侯那里去，供诸侯及士大夫学习，准备在外交场合用来“赋诗言志”。而孔子在当时正不得志，“若丧家之犬”，他能掌握那么多诗歌吗？就算能掌握，而且删了诗，能使各国士大夫都信从他吗？ 以上四点是比较有力的理由，所以信之者甚众。现代不信“删诗”说者已占多数。 但《诗经》毕竟是经过一番整理编辑工作，才会有今天这个面貌的。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最后经国王审定，发布全国。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但整理编辑人是谁呢？根据现有的资料，目前学者们都推测是乐师编的，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时的各诸侯国以及朝廷的太师和乐工是诗的保存者，他们有条件去编选。同时，他们又是诗歌的配乐者和演唱者。从各地采来或献来的诗歌往往形式、字句、声韵不一样，这也得乐师们加工整理一番，不懂乐律的人是很难做到的。在孔子以前还没有私人办学，是所谓 “学在官府”的时代。教师往往就是由乐师来担任。他们为教学的需要编个选本也是理所当然的。贵族子弟学会三百篇左右的诗歌，在当官以后大概也就够用了。同时，由于宴会“赋诗”是官员们点曲子叫乐工演唱的，所以乐工也需要一个比较固定的底本，唱得烂熟，才能做到随点随唱。因此，可以说，《诗》三百既是乐官们编的教材，又是自用的一个节目单和乐歌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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