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赐刀镇有多长的历史11？
有谁知道开封府那三把铡刀的真正来历
相传，北宋开封府内有“龙头、虎头、狗头”铡刀三口。“龙头铡”用来处死违法的皇亲国戚，“虎头铡”用来处死违法的贪官污吏，“狗头铡”用来处死违法的民间无赖之徒。
“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开封府特制刑具的称呼。但是，一般人却不知，三口铡刀的真正出处是自上古时期的龙牙、虎翼、犬神“三大邪刀”传承而来。
古人认为，剑刀为古之圣品，至尊至贵，人神咸崇。短兵之祖、近搏之器，以道艺精深，遂入玄传奇。剑与刀创始自轩辕黄帝时代。据汉代司马迁《史记·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又据战国时期《管子·地数篇》记载：“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从以上两项记载可知，铸制剑刀产生于上古的黄帝、蚩尤时期。
这说明，剑与刀的历史极为久远。所以，后人称剑与刀为“短兵之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开封为华夏文化发源的核心地区，是上古时期剑刀最早产生的地方，自古就有“轩辕黄金剑”、“大梁剑”和“鸣鸿刀”、“苗刀”、“龙牙刀”、“虎翼刀”、“犬神刀”的人文历史流传。下面主要介绍上古时期的龙牙、虎翼、犬神“三大邪刀”传承到宋代以后的情况。
上古时期的“三大邪刀”
“三大邪刀”是指上古时期华夏先民铸造的“龙牙刀”、“虎翼刀”、“犬神刀”，其铸造的时间和造刀者至今已无法考证。
相传，上古时期在锻造“三大邪刀”的原料中，使用了许多恶毒之物品，并有多种诅咒缠缚。
到了夏朝末期，“三大邪刀”为居住在开封昆仑山，即青丘山“倾宫”的夏王桀拥有，被供奉于夏朝太庙之中，是夏桀实施暴政的凶器和见证物。据山东《科技信息·探索与发现》2010年第11期《龙牙、虎翼、犬神》一文中说：“据史料记载，商汤攻入夏朝太庙之时，黑云遮天、鬼哭狼嚎，龙牙、虎翼、犬神‘三大邪刀’化为三股妖风袭来，顿时商朝大军死伤无数。汤王弃戈下马，手持轩辕黄金剑单人闯入太庙主殿，挥剑疾斩，‘三大邪刀’被击成碎片封印于地下。”
到了东汉末年，世道大乱，“三大邪刀”曾经现世。有“三国群雄之一”称号的军阀、权臣李，曾担任东汉大司马。据西晋陈寿纪传体国别史《三国志》记载：“李带三刀，手复与鞭合持一刃（带三刀，执一刀）。侍中、侍郎见带仗，皆惶恐，亦带剑持刀，先入在帝侧。”其中，“三刀”就是由传说中被封印于夏朝太庙地下的“三大邪刀”再造而成。
公元198年，曹操派谒者仆射裴茂召集关中诸将段煨等人征讨李，灭其三族。李死后，又将毁坏的“三大邪刀”碎片封埋于商朝太庙之中。
“三大邪刀”在北宋开封重现
斗转星移、时光变迁，到了北宋时期，著名铁匠韩蕲在开封一带发现了商朝太庙遗址，并开启封印，得到了龙牙、虎翼、犬神“三大邪刀”的碎片。据说，当时“三大邪刀”碎片中隐隐有黑气，触之即发。韩蕲将碎片带回开封城里后，与宫廷铸剑师合力打造，耗时一年零八天，铸成“降龙”、“伏虎”、“斩犬”三口铡刀，并经北宋天子御批，存放在开封府内。时任开封府尹的包拯成为第一个掌管“降龙”、“伏虎”、“斩犬”三口铡刀的人。
数千年前的“三大邪刀”龙牙、虎翼、犬神被“轩辕黄金剑”击碎之后，经过长年封印，居然在北宋时期铸造成为代表天下正气的“青天三铡刀”降龙、伏虎、斩犬，真可谓是“物极必反”的一个例证。
我们认为，“三大邪刀”龙牙、虎翼、犬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和重新被铸造，或许是一个事实，只是由于人们赋予它们以邪恶的人文色彩，才留下了“邪器”的恶名。而这些恶名往往与上古时期的“蚩尤”、“夏桀”等族人的名声存在着因果关系。说白了，就是将无生命的物品加以“人文”化后，导致其声名狼藉、可恶可憎。
开封关于“青天三铡刀”的传说
相传宋仁宗年间，陈州大旱，皇帝派四国舅到陈州放粮。四国舅见利忘义，在发放的粮食里掺了石沙，坑害百姓。开封府尹包拯知道此事后，马上上书朝廷查处。宋仁宗加封包拯为龙图阁大学士，派其前往陈州稽查四国舅放粮赈灾一案，并统理民情。
包拯跪奏道：“臣无权柄，不能服众，难以奉诏。”宋仁宗心里明白，道：“再赏卿御札三道，看谁敢不服？”包拯谢恩，领旨出朝。
包拯的得力助手、师爷为公孙策。他深知包拯秉性耿直，担心其因举报皇亲国戚被皇上治罪，自包拯入朝后，便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忽听府外一片喊声，以为大事不好。正在惊惶之际，只见包拯之侄包兴进来说：“老爷被圣上加封为龙图阁大学士，派往陈州查赈。”公孙策真是喜出望外。不多时包拯下朝，对公孙策道：“圣上赐我御札三道，先生不可大意。你须替我仔细参详，莫要辜负圣恩。”
公孙策千思万想，猛然省悟，于是研墨蘸笔，先度量、设计铡的尺寸，注写明白，后又写了铡的制作方法，并分上、中、下“三品”和“降龙”、“伏虎”、“斩犬”（俗称“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三种铡刀款式，并用笔画出。公孙策故意将“札”字写作“铡”字，将“三道”写作“三刀”，当面呈给了包拯。包拯将呈文一一看明，不由春风满面，口中称赞：“先生真天才也！”然后叫包兴传唤工匠，连夜打造出样式，待明日恭呈皇上御览。
第二天，包拯临上朝时，吩咐将刚做好的“御札（铡）三道（刀）”样式用黄箱盛上，抬至朝中，预备御览。来至朝中，包拯出班奏道：“臣包拯昨蒙圣恩，赐御铡三刀，臣谨遵旨，拟得式样，不敢擅用，谨呈御览。”说着，便将黄箱抬到殿上，请皇上观看。包拯接着奏道：“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级行法。”宋仁宗早已看得明白：包拯用意无非是借“札”字之音改作“铡”字，做成三口铡刀，以作镇吓外官之用。仁宗不觉龙颜大喜，称羡包拯奇才巧思，立刻准奏，说：“不必定日请训，俟御刑造成，急速起身。”包拯谢恩，第二天便前往陈州，查明事实之后，将四国舅用龙头铡处决，为陈州百姓出了一口气。
在现在上演的包公戏里，最重要的道具就是开封府的那三口大铡刀。这是包公戏的符号，如京剧《花蝴蝶》（《盗御马》）一开场，包公自白道：“铜锣开道人呐喊，谁人不知包青天。我身边随带着张龙、赵虎、王朝和马汉，三口铜铡神鬼寒。”其他的包公戏也总有以“开铡”的一声怒吼将剧情带入高潮的一幕出现。
于是，后来很多戏曲便直接将包公戏目总结为“大铡”。如河南豫剧有“四大铡”，即《铡赵王》、《铡美案》、《铡郭嵩》、《铡郭槐》等经典剧目。在戏曲的影响下，包公和铡刀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开封的开封府景点内，不仅陈列有三口大铡刀，还作为旅游节目，天天有演员扮演包公和他的手下在开封府里“开铡”，颇有公断的氛围。而安徽合肥包公祠祭祀之地也陈列着三口大铡刀，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
北宋开封府铡刀刑具的
有与无
铡刀本是饲养牛马、制作饲料的工具，在中国古代法律里从来没有以铡刀作为刑具的历史。自先秦到宋代，也从来没有见到铡刀行刑的记载。秦汉时期的死刑种类“腰斩”，是罪人裸体趴在“砧”上，用斧子，也称“斧钺”，砍断罪人身躯。因此，古代有“斧砧”、“斧钺”代表死刑和刑具的说法。据汉代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记载：“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意思是说，周武王攻克商纣王王宫后，用黄钺斩了纣王的头颅，悬于太白旗上。
直到汉代仍以“斧钺”为斩首的刑具。由于“斧钺”是一种斩杀罪人的刑器，所以历史上有“斧钺之诛”的说法。在隋朝确定的“五刑制度”中，死刑仅有“斩、绞”两种。“斩”，是以刀斩首；“绞”，是以短棍收紧套在罪人颈部的绳圈，使其窒息毙命。
唐、宋两代基本沿袭了“五刑制度”，死刑种类仍然只有“斩、绞”两种，只是针对个别极其严重的犯罪才特设“凌迟处死”。因此，在包拯所处的北宋时期，大致是没有铡刀这种刑具的。
实际上，“铡”这个字出现得也很晚。据说，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根本没有“铡”字；在唐宋两代的文献中也极难找到“铡”字。铡刀的记载大量出现是在元朝，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冬季需要将储备的草料切碎来饲养牲畜。铡刀有固定的支点，能够将草料切割均匀，“铡”字右边部分“则”字按照《说文解字》解释：则为“等画(划)物也”，具有“均分”的字义。公元1615年，在明代学者梅膺祚编纂的工具书《字汇》中，解释“铡”字为“铡草也”。可见，铡刀是专门用来铡草的工具。
可是，在元代杂剧里，已经将铡刀视为皇帝特赐的刑具，可与“势剑”，即“尚方宝剑”同等对待。“势剑铜铡”也已经被描写为包公在开封府断案的场景。在元代杂剧里，铡刀是用来砍头的刑具，比如元代李行甫《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中，包公的台词是：“在公厅上胡言乱语的，若不是啊，就把铜铡来切了这个驴头。”
饲马工具“铡刀”演变为刑具“铜铡”，想来不可能是用铜做成的铡刀，不过是用铜皮包裹了木质铡刀床，以便于洗刷污垢罢了。
清代说书艺人石玉昆，生活于公元1810年至1871年的晚清时期。公元1853年，清廷开始实行对盗贼等重大犯罪“就地正法”的制度，允许地方督抚直接批准下属执行死刑。在一些治安差的地方，滥用死刑的情况比较严重。可以想象，有些刽子手为了便于执行死刑，很可能会使用铡刀。石玉昆见到这样的情形，将其编入包公故事之中也是很自然的事，不难理解。
到了距宋代几百年的晚清时期，著名说书艺人石玉昆的包公传奇说书词，被人改编为著名的小说《三侠五义》。这时，宋代包公的铜铡又回来了，而且变成了“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系列产品“三件套”。自此，《三侠五义》古典长篇侠义公案小说成为很多近代戏曲故事的源头，三口铡刀也越传越神了。
可见，上古时期的“三大邪刀”龙牙、虎翼、犬神，演变成宋代包公的“降龙”、“伏虎”、“斩犬”（俗称“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的“青天三铡刀”，并非是空穴来风，是开封华夏人文历史传承的必然结果。
从实际情况来看，即便上古时期真的存在龙牙、虎翼、犬神 “三大邪刀”，也不大可能会保存到宋代。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后人存在重新铸造的可能。在宋代，龙牙、虎翼、犬神
“三大邪刀”重现为降龙、伏虎、斩犬“青天三铡刀”，一则可能是宋代著名铁匠韩蕲根据上古时期“三大邪刀”的历史传说重新铸造的结果；二则可能是清代末期说书艺人石玉昆演绎而来的结果。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出现，都是由上古时期开封华夏人文历史传承而来，即使是宋代人文历史也不能例外。
后人据上述历史传说，写有《中国古代第三、四、五刀——龙牙、虎翼、犬神》的诗一首。现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夏桀操刀暴戾浓，三邪祭庙扮顽凶。
身含剧毒缠魔咒，汤举轩辕闪锐锋。
碎片封存荒野地，韩蕲起铸犬虎龙。
我很想了解下日本战国时期的佐佐木小次郎的历史，知道的请告诉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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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木小次郎 日本幕府时期剑术家 (1595-1612) 日本战国后期的著名剑客，富田势源的弟子，曾与中条流的钟卷自斋学习武术。为了修炼武艺而游历各国，并独自创立了自己的流派。相传他相貌英俊，擅长使用三尺的长刀，由于剑身相当长，攻击范围大，据称连天上的飞燕皆飞不出其长剑范围，被一切为二的绝招 故名“燕返”，与被后世尊为“剑圣”的宫本武藏于小仓岛（今严流岛）对决，战败被杀。其实小次郎的剑技未必输于武藏，但武藏除了是一名剑客外，也是名优秀的兵法家。相传两者相约在小仓岛决战，武藏故意迟到，令小次郎心烦意乱。决战中，武藏手持比对方更长的兵刃，更背对夕阳，利用落日余晖迷住佐佐木的视线，击杀小次郎，再由沙滩不留足迹地脱离现场。两强相争，斗智斗力，小次郎力则有之，智有不逮，可惜“燕返”也随之失传。 与出身于并不富裕的家庭的武藏相比，小次郎则是在拥护和赞扬的光环的环绕中成长起来的。但是，跟那些平庸的纨绔子弟不同，小次郎绝对是一个剑术奇材。虽然曾经跟随钟卷自斋学习过富田流的小太刀技法，但小次郎自己所创立的严流，使用的却是比小太刀长得多的太刀。小次郎的爱刀"长光"便是长达三尺二寸的长刀，而小次郎的绝技"燕返"，更是能够将长刀之利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招式。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小次郎，却连"燕返"都没有使出就败在了宫本武藏的剑下。跟武藏决斗时的小次郎，无法发挥自己刀长的优势，因为武藏在决斗之前，特意制作了一把木刀，刀的长度是四尺二寸，比小次郎的"长光"长了整整一尺。 因为小次郎在决斗之前并未将绝技"燕返"传给弟子，这一招便从此失传。或许从《侍魂》里右京的必杀技之一"秘剑·燕返"中，可以领略到一点小次郎"燕返"的风采（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划出一只火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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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诸古文化的历史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
发现和命名
1934年发现浙江吴兴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也称作龙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与山东、河南的有显著区别。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于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县马桥、青浦县福泉山等。
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社会经济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钱山漾发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业也很兴旺，有的可能已形成专业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坠、、瑗、璜、镯、琮、璧、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见)。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发现的陶文，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钱山漾遗址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 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但也有人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200多件。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居址和墓葬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钱山漾遗址发现 3座的。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在浙江海宁、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遗址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见)。良渚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走上解体的道路。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草鞋山、张陵山等处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对比分析，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演变而来的。崧泽文化的墓葬，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这与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崧泽文化的石锛，背面逐渐出现脊线，正处于良渚文化阶形有段石锛的前一阶段。两者的穿孔石斧也相近似。崧泽文化的扁方侧足鼎、细高把豆、高领扁腹壶等，与良渚文化的鱼鳍形足和扁方形足的鼎、黑陶细高把豆、高领贯耳壶等有着继承关系。
关于良渚文化的发展去向，马桥中层的青铜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马桥中层叠压在马桥下层即良渚文化晚期遗存之上，发现的石镰、有段石锛、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与良渚文化的接近，而后两种石器的数量比良渚文化时期又有所增加。马桥中层的黑衣陶与良渚文化的黑皮陶存在承袭关系，两者的鼎、簋等器形也有密切的关系。至于马桥中层含有较多数量的印纹陶，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与良渚文化存在联系，其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
良渚文化与和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有段石锛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饰可能有联系。在上海县马桥、金山县亭林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数片涡纹彩陶片，可能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马桥、雀幕桥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也当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关。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陶器都普遍采用轮制,黑陶占有显著的地位,盛行磨光素面陶，三足器、圈足器都很多，等等，则表现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
良渚古城
浙江省考古所上周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严文明教授说，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