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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白癜风是三大皮肤病顽固疾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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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镜先生司马徽向刘备推荐卧龙凤雏,刘备再三邀请司马徽,为什么司马徽坚决不出山呢???

正史中,他的事迹寥寥。

我们看三国演义时,“司马徽”这个名字总会在不经意中跳进我们的眼中。

荆襄多名士,在三国刚开始鼎立的数十年里,三国之贤者,荆襄居其三二,,而荆襄名士,十个有九个与司马徽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从庞统到徐庶再到诸葛兄弟,荆襄名士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出身中都有一条是“曾师从水镜先生”。一位昏庸的师傅或者可能偶然教育出一位不凡的徒弟,但绝不可能教出一群来,从这几位学生的身上推上去,我们可以略微想见司马德操的风范。

但水镜本人却是一个谜团,三国演义里并没有对他的出身作任何可供参考的描写,即使在历史上,我们也只能找到关于他的零碎的片断。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司马徽,字德操,号水镜先生,颍川人,“清雅”和“有知人鉴”。

刘孝《司马徽别传》说“扞徽呴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辨论,而一皆言“佳”,此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

这个说法的另一版本是:

徐子光集注:“(後汉 司马徽)口不谈人之短。与人语,莫问好恶,皆言好。有乡人问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陈子死,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闻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卿言亦大好。”

这里司马徽显然是一位隐士,我们看见的似乎是一位看破了人生险恶的老人。但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借水镜的童子口说出:“庞统字士元,少俺师父五岁。一日,我师父在树上采桑,适庞统来相访,坐于树下,共相议论,终日不倦。吾师甚爱庞统,呼之为弟”……

罗贯中不是一位单纯意义上的小说家,他实际上是遵循着他心中的线,将整个三国中发生过的事用自己的方式编织起来的一位统合型的人物。有人评三国“无一字虚言”,当我们不将三国作为小说,而是当作一本可供参考的历史文献来研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为那些细枝末节上,罗贯中一丝不苟的地方而惊讶。上面的一段其实是出自三国志。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

我们由以上的记录清楚的知道,司马徽绝非我们印象中的糟老头子,他不过比庞统大五岁而已。庞统弱冠之时,他也不过二十五岁罢了,而诸葛亮出山时,已经是二十八岁。司马徽的天份才学,我们难以找到记载,但详细推算一下,他在二十五岁,便已名动荆襄了,要知那时正是“荆州八表”的年代。要在名士如林的荆襄脱颖而出,这当是何样的才气纵横?

历史的记载,就如同司马徽口中的那一个“好”字一样,总是含含糊糊。我相信罗贯中在撰写三国演义的时候,也遇到了相同的烦恼,他不明白为什么如此一位高才的大贤,为什么居然在历史上连记载都没有留下。于是他决定自己来塑造司马徽。他将司马徽神话成了一个看穿世间一切的大智慧者,成为了作者与命运的化身。

水镜曰:“今天下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玄德急问曰:“奇才安在?果系何人?”水镜曰:“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曰:“伏龙、凤雏何人也?”水镜抚掌大笑曰:“好!好!”

这一段其实对三国演义的情节并没有影响——刘备听完就算,而且他在得了徐庶的时候,已经心满意足,要不是徐庶告诉了他智者的重要性和徐庶后来的离开,刘备也不会如此紧张的去寻访孔明。而司马徽在此也不再进一步说明,这句话,与其说是说给刘备听,倒不如说是写给读者看的。

毛宗岗评司马徽:如闲云野鹤,忽然飞来,忽然飞去,颺洒之极。

其实,与其说他是“颺洒之极”,倒不如说他是蜇伏得太深了,以致于他的声音,永远是那么的隐讳、模糊,隐约,绝不会对时代造成任何影响,似乎在局中,却超脱于局外。他有着罗贯中的眼睛与嗓音。

诸葛出山成定局后。司马徽又一次开口了。这一次,他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

我不知道其他人读到这段时的感觉如何,但我的心忍不住地一颤。

诸葛,三国之神出山了。乱世似乎出现了一段曙光,“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以待:以为拂高天之云翳,仰

日月之光辉,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在此时也。”

但是隐士司马徽却仰面长笑:“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

如果足够细心,也许我们还能够想起诸葛亮本人早些时候说过的话。

当徐庶告诉孔明自己已向刘备推荐了他时,诸葛亮“闻言作色”了。

“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

孔明的牺牲已成定局,这一事实,司马徽知道,诸葛亮也知道。

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中,要以凡人之力开创光明,只是将自己奉上祭坛而已。

诸葛亮知道,但他不相信,他选择了自己的手,他利用了他能利用的一切。

从自己人到敌人,使将必用激,破敌常用间,万事皆经手,星陨五丈原。

我相信他死的时候,心中一定是“不服”两字。

司马徽也知道,他对着天叹了口气,选择了蜇伏。他的智慧,令他早就知道“刘表性暗,必害善人”。

但他不说,甚至“其友”徐庶去投刘景升的时候,他仍然不说,直到徐庶自己发现,并跑来对他说“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故遗书别之,而来至此。”的时候,他才说上两句不痛不痒的“当寻明主”的建议。

而他知道徐庶举荐了孔明之后,不禁又叹息道:“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

他对孔明的命运,无疑是哀叹与同情的。在他看来,一位有着如此智慧的人,为何会作出这么愚蠢的行为来呢?

他总是比其他人高明了一个层次。他令自己避免卷入历史的车轮之中,却又能近距离地观察历史的运作。

他做到了一个隐士能做到的一切,他看别人总是清清楚楚,别人看他,总是模模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