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动城市中心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如何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1．强化服务导向，引导城市自发的生长潜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以规模化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必然带来城市人口的集聚。新移民（外来人口、农村人口）抵达城市之后的首站栖息地通常为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相比西方国与国之间移民的流动，我国的“城中村”容纳的主要是本国“移民”，但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38%。在将近7亿城镇人口里，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是真正的城市市民，即“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在城市中暂住在“城中村”。数以亿计的人口外迁，在农村留下“空心村”。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源源动力，撑起了城市的经济。城市要保持持久的发展动力，就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适合其消费特点和消费能力的住房、设施和服务，促进外来人口向城市市民转化。“城中村”是乡村移民成为城市一员的第一站，也是必要的一站，我们不能恐惧它的产生，只能容纳它的到来。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程，作为最早完成工业革命与城镇化的英国，其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更新极具代表性。在城镇化初期，工业的空前发展，吸引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匆匆建立的住宅、工厂和服务设施成为后来的“旧城”和“内城”，也是更新的主要对象。19世纪伦敦的市民至少有40%是外来人口。随着政策的调整与环境的提升，伦敦这一落脚城市安稳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年代，并且日益焕发出落脚城市应有的生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市民尤其是移民们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可能性。城市在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等方面也有极大改善。重点解决了城市贫困、住房需求、低收入者和就业机会丧失等问题，并以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城市更新的有效实施。同时，改造过程中尤其注重人性化尺度和人的需求，结合社区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经济的复兴，以小规模的、分阶段的谨慎渐进式改善，如伦敦市中心的少数民族聚居改造项目等。
对我国而言，“城中村”中的人能否顺利流向城市主流社会，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以多层次、差异化的设施和服务，满足他们的生活保障乃至安全和社会归属等心理需要。改善公共设施、市政设施、教育设施，并促进“城中村”产权明晰化，不然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规划设计手法方面，宏观上，规划应与城镇化水平相适应，完善市政公用设施，完善环境规划和空间设计，形成合理的交通组织、适度的社区规模和动态、有机的平衡结构。中观上，要调整好新住宅区内的区域划分和功能布局，强调社区设计，创造有利于邻里融洽的优美和谐的环境。在微观上，要营造文化氛围以改善环境，在宜人的空间尺度上创造新移民负担得起的现代新居所。
2．凸显创新导向，注入城市升级发展的原动力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曾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美国、德国、瑞典在20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日本、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创新驱动阶段，韩国在21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我国早期经济发展主要受益于生产要素驱动，如以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及廉价环保成本进行建设。近年来受投资驱动的特征鲜明，如依赖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建设。过去10年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我国在城市化发展滞后及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以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工业化模式正在改变，经济增长如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
产业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产品附加值的升值，即由生产向创新、设计、高端服务等产业链高端化转变；另一种是不同产品、产业结构间的升值，即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再到服务密集型。随着产业升级，进而实现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型。对我国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应追求的不是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是城市的升级。即追求城市的附加值，包括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等多方面的提升。为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可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条件相得益彰的产业，并提升创新型企业的激励和带动机制。综观我国主要城市的上市公司统计情况，上市公司超过100家的有三座城市：北京因央企众多而高居榜首，上海以总部经济为凝聚力吸引了众多上市企业，深圳作为改革先锋以高新技术等产业为先导孵化了中兴等优秀的本土企业。反观武汉、长沙等城市，上市企业构成与当地的主导产业、规模经济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以高校资源为依托有东湖高新、华工科技等上市企业。长沙与其着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定位紧密联系，有中联重科等企业。为当地传统产业链的完善，城市产业升级、创新力、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先导作用。
3．关注就业导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就业保障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一个适合创业、就业不断增长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社会，应充分吸纳农业溢出人口。新城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新城建设意味着大量人口将进入城市工作，并且安家落户成为市民。这就要求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住房来保证新增城镇人口能够安居乐业。因而，针对新城营建趋势，应避免有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这一“城镇化陷阱”，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注重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使城镇化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
新城是科技进步、规模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成功的新城不应仅提供给人们居住的场所，还应提供就业的机会，新城不只是一个“睡城”。世界上较成功的新城开发主要有田园新城、边缘新城、TOD新城、产业新城、副中心新城和行政中心新城等，它们各自都有优劣点，但无一例外地做到了紧密结合自身发展条件和现实状况，实施严密规划，促进职住平衡，逐步有序地进行新城的开发与建设。如英国建立新城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其成为就业与居住平衡的社区。伦敦新城尤其强调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为了有效增加新城就业机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银行贷款、土地租金、税收等各个方面为新城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在新城哈罗，超过85%的就业人口工作在新城，在空间布局上，将无污染工业、第三产业有效地与居住功能适当混合以保证就近就业，并成立相应的技能培训机构，帮助居民就业。
4．坚持环境导向，营造更具生态魅力的健康城镇
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城市生态的“多色效应”：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拥堵效应、白色的采石秃斑效应和杂色的垃圾效应等。城镇化中的“先规模后效益”发展途径，使得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文明建设被严重忽略。极端污染事件的发生，就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现行生产模式、生活模式、交通模式等环节对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等生态容量的漠视。若严格按照英国、日本等先进国家标准治理PM2.5也并非不可能。如北京奥运、深圳大运期间通过实施关掉所有污染型工厂、大范围限行机动车等措施后空气质量极大提升。但生态环境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结合产业、民生等多个因素综合考虑。
如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城镇化发展不能离开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也不能离开城镇化发展,两者之间要协调发展,相辅相成。 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关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应当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成为现代化战略布局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促进城乡统筹、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大力进行宏观调控
加大对城镇的投入建设
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
怎样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为今年政府工作重点之一，明确着重解决好“三个1亿人”的目标任务，充分表明我国城镇化已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一转型体现了“遵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城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政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城镇化就是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为我省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目标任务。
一是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发展理念表明今后将更加注重提升城镇化质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速度很快，但质量却不高。当前，我国城镇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雾霾等“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治理水平不高；体制机制不健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阶段重点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严重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这些矛盾的存在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制约，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势在必行。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人”的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因此报告中把着力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作为重点突破口和主要抓手。我省采取“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举措，是对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理念，首先必须深刻认识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遵循发展规律、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相对渐增的城市化过程始终是与他们缓慢的城乡人口结构变化交织在一起的。过度城市化和低度城市化都将对经济社会、环境承载、资源利用、要素流动等产生不利影响。黑龙江作为资源型的农业大省，必须尊重历史成因、现实资源基础、区位特点优势，积极稳妥扎实推进的选择是客观有效的。
二是着重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很多人认为“三个1亿人”问题是政府报告一个亮点，其实它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城镇化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一脉相承。政府报告明确“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对民众来说是民生利好，让人民充分真切体会到了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解决民生问题的“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让群众有了盼头。报告指出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我们可以将这“三个1亿”具体理解为：一是转移人口；二是打造宜居城市；三是区域均衡发展。其实这不仅仅是“三个1亿人”问题，它是一个涉及到产业、就业、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等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系统性的改革来支撑，否则是无法达成这个目标的。目前，我省城镇化率为56.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8.8%，还有相当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没有在城镇落户。“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问题仍然突出。我省地广人稀，城市布局不均衡，资源型城市比重大。这些即是我省解决“三个1亿人”矛盾所在，又是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把握机遇，利用好政策是关键。
三是大力发展以县城为重点的特色城镇。政府报告指出“提高产业发展和集聚人口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从业”。目前看县城是实现“就近从业”的最好载体，要大力发展以县城为重点的特色城镇。以往城镇化发展中我们要么注重大中城市发展，要么注重小城镇发展，而县城被忽略了。关于城市发展类型选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但实践表明，县以下城镇化效率比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口众多是基本国情，单纯发展大中城市致雾霾、居住、交通等“城市病”频发。实事求是，完善城镇体系就显尤为重要。我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县城作为城镇化重点”亦是亮点所在。我省地广人稀，现有的479个建制镇中大部分人口规模不超万人，规模小，布局比较分散，经济集聚功能差，“有城无市”现象较为普遍，对当地经济的支撑、带动作用有限，承载农村转移人口就历史地落在了县城和重点镇肩上。因此，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县城的产业支撑和吸纳就业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整体繁荣程度是积极推进两江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重要支撑。通过构建现代化城镇体系，来推进工业化发展，形成工业化、城镇化良性互动发展，来带动农业现代化。
四是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政府报告强调指出“把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就要靠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来支撑。我省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确立保障“三农”发展的底线思维，要认识到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发展的根本环节，切实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目前我省有农村人口1600多万，即使未来全省城镇化率达到70%，全省仍有1000多万人口生活在农村。实施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国家战略，涉及11个地市54个县、全省耕地的80%和粮食总产量的90%强。对我省而言，“进一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要更加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人口的城镇化会促进土地的流转，从而为农业集约化发展创造条件。农业现代化会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减轻环境压力。因此，一方面以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契机，准确把握政策机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另一方面进一步做好具有龙江地域文化特色的城乡发展规划，城市“高端大气上档次”，提升城镇综合竞争力和承载能力，农村“田园山水记乡愁”，彰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五是加强城镇化管理创新和机制建设。在“更大规模加快棚户区改造”过程中，根据实际，综合规划垦区、林区、矿区、老城区等功能定位，紧紧围绕“五大规划”和产业分工要求，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培育发展城市群和打造沿边开放城镇带。政府工作报告中还首提“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农民市民化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般认为，市民化成本平均每人为10万元左右，要合理消化这一巨额的改革成本，需要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同时还应把农民市民化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有机连接起来。我省应该充分利用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国家战略实施之机遇，探索通过市场化手段，将农民在农村占有和支配的各种资源转变为资产，并将这种资产变现为可交易、能抵押的资本，从而使离开农村进入城镇的农民成为有产者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及时总结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试点经验，科学把握“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对行政区划调整的新需求。坚持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统筹规划，有序推进城镇户籍、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制度性、政策性保障。加大专业管理人才的培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