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谁提出来的?真的的是康熙自己提出来的么?

最近不少的人也都在问这个康乾盛世的问题，先不说这个盛世是不是属实吧，但是话说这个盛世到底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呢？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有意思，也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所以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简单的分析揭秘看看，感兴趣的别错过了。

在中国，大多数人对“康乾盛世”这个词都不陌生。因为从教科书到影视剧，对于“康乾盛世”的阐释随处可见。

所谓“康乾盛世”，通常指清朝玄烨、胤禛、弘历的统治时期，从康熙元年(1662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共134年。

也有某些后世学者，试图“更精确”一点，遂把“康乾盛世”的起点定为鳌拜倒台的康熙八年(1669年)，终点为王伦起事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共105年。

“康乾盛世”指代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是始于何时呢?

清朝皇帝喜欢称当朝为“盛世”

“盛世”一词，最早是拿来赞颂传说中的上古时代。

如西汉末年的崔篆，在《慰志赋》中，写有一句“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这个“盛世”，指的是商朝的成汤、武丁时期。

史书中常见的“尧舜之盛世”(《后汉书》)、“古盛世”(《晋书》)等说法，也是相似的用法。

在两汉之人看来，“盛世”乃是一种对理想的向往，而非对现实的赞颂。

比如，东汉末年，张纮死前，在给孙权的建议书中，第一句就说：

“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

那意思是说，创建“盛世”是历代统治者的理想，但他们统治无方，很少有人能实现这一目标。①

魏晋时期，开始有人拿“盛世”来赞颂当朝。

比如，西晋的潘安在《西征赋》中说：

“当休明之盛世，托菲薄之陋质。”(我这样粗陋的人，竟然如此幸运，能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时代)

唐宋以后，这种用法更为常见了。

比如，唐人羊士谔在诗中说“盛世当弘济”;宋人邵雍在诗中说“为士幸而居盛世，住家况复在中都”;元人许有壬在曲中说“生盛世，遇今年”;明人唐时升直陈“幸逢明盛世，悠悠以徜徉”;……都是在念叨“我真幸运，躬逢盛世”。

除文人外，此一时期的皇帝，也开始喜欢在诗文中称颂当朝为“盛世”。

比如，宋太宗赵光义在填词中，就有“承平此事比应难，盛世欢娱情好尚”、“务本含灵皆自化，和平盛世纵遨游”等自夸的句子，大意无非是“朕的盛世让人愉悦逍遥，实在了不得”。

图：明朝有一部戏曲集，名为《盛世新声》

到了清朝，皇帝将“以盛世指称当朝”这种用法推向极致，其使用次数，远超此前历代之和。

比如，有学者统计，“盛世”一词在康熙五十六年的《万寿盛典初集》出现73次，在乾隆三年的《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出现52次，在乾隆五十年的《钦定千叟宴诗》出现39次，在乾隆五十七年的《八旬万寿盛典》出现62次。

其中，常见的多是“恭逢盛世”、“盛世丰年”之类的陈词滥调。如《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所收，胤禛在雍正六年的谕旨中，即有“当此太平盛世”之句。②

甚至到了晚清，已是内忧外患，清朝皇室也依旧处处以“盛世”自居。

比如，同治十三年，“皇太后四旬万寿”时，清宫所制乐章是：

“皇帝仁孝兼隆，圣母万福攸同。盛世人民乐恺，清时景物照融。”(皇帝棒棒的，圣母皇太后也棒棒的。盛世下的百姓都乐开了花。)

再如，光绪十五年，载湉“大婚”，乐章中又说：

“平治修齐逢盛世，中宫位定采蘩时”。③

既有皇帝称当朝为“盛世”在先，臣子们当然争相效仿。尤其嘉庆年间后，清人追念王朝的过往“荣光”，更是大赞盛世。

比如，嘉靖十三年进士姚莹曾言：

“本朝康熙、乾隆之间，天下富庶，教化洽隆，岂异域殊方所能仿佛者?”

编写《海国图志》的魏源也说：

“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余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④

这些人对“康乾盛世”的推崇，可谓溢于言表。

图：晚清郑观应编的一套书，名为《盛世危言》

“康乾盛世”最早具有讽刺意味

清朝灭亡后，民国学者对清朝皇帝自称的“盛世”多有批判。即使肯定清朝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也仅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称为“清朝的盛世”或“清室盛世”，视之为清朝最昌盛的时期，而未曾将其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予以褒赞。⑤

现在惯用的“康乾盛世”一词，要迟至1949年后才出现。

据历史学者李华川的考据，邓拓是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人。邓拓将孟森所言“嘉道守文”前，加上对仗的“康乾盛世”，并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中如此阐释：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⑥

显而易见，在邓拓的语境里，“康乾盛世”这个词带有讽刺、否定的意味。此后，“康乾盛世”一词，遂长期作为史学界惯用的讽刺性概念存在。

比如，1963年所出《中国财政史讲义(初稿)》中说：

“清统治的衰落，具体到财政的紊乱和枯竭，早在所谓’康乾盛世’前期阶段，已开其端，而且逐步滋长……”

又如，钱宗范1975年在《康熙》一书中批判说：

“他们把康熙统治时期的中国，讴歌为‘太平盛世’，或者和后来的乾隆统治时期并提，说成是‘康乾盛世’。这种观点，是明显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本性。”

伴随着这种讽刺性的否定，“康乾盛世”一词，也逐渐为人熟知。

到了80年代，很多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被重新评价，“康乾盛世”也不例外。

一些学者开始用“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称赞清朝中期的经济发展、广阔疆域和文化建设等。

比如，1994年兰丕炜所著《中国封建盛世的兴衰》一书，明确将“康乾盛世”列为中国古代三大盛世之一。1998年，清史学者李冶亭又出版《清康乾盛世》一书，详叙此“盛世”的历史。

图：部分有关“康乾盛世”的书

2002年，著名清史研究者戴逸(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更是直接宣称：

“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

在戴逸发表上述言论后，史学界开启了一场有关“康乾盛世”的讨论。

学者周思源发表《正确看待康雍乾之世》，提出异议：

“我并不否定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功绩，但是，不赞成现在依旧把康雍乾时期说成是‘盛世’，尤其不赞成对康雍乾之世做过高的评价。”

在他看来，“彻底扼杀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历史性错误”，致使中国完全落后于西方。

此后，相继有人发表文章，无论是肯定“康乾盛世”之说，还是反对将玄烨、胤禛、弘历的统治时期称为“盛世”，都无一例外地让“康乾盛世”几个字频繁见诸报端。

加之《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影视剧的影响，使得“康乾盛世”几乎成为一种历史常识。⑦

“康乾盛世”名不副实

古人没有对什么是“盛世”下过具体定义，但在很多地方指出过，什么不是“盛世”。

宋史学者王曾瑜梳理相关史料，发现古人心中的盛世，至少要满足四个标准：

“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乐业;三是社会犯罪率低;四是容纳和欢迎直言。”

古人有关这个四个标准的论述很多，如南宋人高斯得曾奏称：

“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桓、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

——君臣间靠利益关系维持，这不是在盛世中应该出现的。

明人高攀龙奏疏中道：

“赤子寒无一缕，赤身立骨，辗转于涂泥之中，叫号于风雪之夜，岂盛世光景。”

——老百姓没有衣服穿，在风雪中哀号，岂是盛世该有的样子?

明人焦竤有言：

“今饥馑频仍，羣不逞之徒钩连盘结，此非盛世所宜有也。”

——现在常有饥荒，遍地都是匪徒，这不是盛世该有的情形。

南宋人虞俦上奏称，

“朝士大夫多不敢窃议时政，于心有所不然者，不过相视太息而已，此岂盛世气象耶?”

——朝中大臣们不敢议论时政，心中有所不满，也只能相对叹气，这难道是盛世中应有的现象吗?⑧

对照这四点标准，康雍乾三朝，均难以满足。

首先，有和珅为首的巨贪集团，吏治难称清明。

其次，清朝人地矛盾突出，流民众多，乾隆三十九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王伦起义”，治安情况并不乐观。

第三，深信“康乾盛世”之说的戴逸，亦在书中写道：

“如果每人有土地四亩，得粮食四石，可以维持生活的话(指可以保证每天一升，大约一市斤)，那么，1790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三亩，粮食只有三石，已经不足。”⑨

意即，所谓“康乾盛世”中，老百姓是普遍吃不饱饭的。

第四，皇帝大兴文字狱，言路自然不畅。

更何况，康雍乾三朝的锁国政策，导致中国错过商业革新及工业革命，从此完全落后于西方。

如此这般的一个多世纪，又有什么资格被称为“盛世”呢?

正如社科院学者王春瑜在《尊重历史》一文中说的那样：

“清代的御用文人，及当代品清代御用文人余唾津津有味的流俗史家，居然艳说康、雍、乾三朝是盛世，是患了政治色盲症的结果……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人造的幻景而已。”⑩

也如学者李华川所言：

“康、雍、乾时期的君臣们喜欢用这个概念自我粉饰，时隔两百余年，这种粉饰可以休矣……作为史学名词，把‘康乾盛世’放在人类历史的坐标系上，就会发现它既经不起推敲，又易造成误解，也许用少些价值判断味道的清朝‘鼎盛时期’或‘全盛时期’来定义三朝，更为合适吧。”

因此，拒用“康乾盛世”，不妨“从我做起”。

图：《乾隆南巡图》(局部)

注释：

①(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张竤传》，中华书局2011年。

②⑤⑥李华川：《“康乾盛世”说渊源考》，《清史论丛》2011年号，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③赵尔巽：《清史稿.音乐志》，中华书局1976年。

④⑦刘文鹏：《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学术界》2010年第7期。

⑧王曾瑜：《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中华古政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⑨徐康宁等：《“康乾盛世”：一个跨越世纪的误读》，《经济学家茶座》第6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⑩王春瑜：《尊重历史》，《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