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倭寇？ 日本为什么叫倭寇
倭寇是什么意思
倭寇一般指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其相对应的西方入侵者是维京人和海上民族(en:Sea Peoples).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著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倭寇”是什么意思？？？？
倭寇
古代日本海寇。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通称为倭寇。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无备，则肆行杀掠。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
①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遂多流为寇盗；
②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
③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薮；
④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之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1523）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二十一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二十三年，许栋、汪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福建巡抚在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三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两千人。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参见彩图插页第100页）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于倭寇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嘉隆间的倭寇，是明朝严行海禁造成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的，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进步斗争，这种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倭寇为患。问题还在讨论中，尚无定论。
倭寇 是啥
古时对日本鬼子的蔑称。因汉朝时曾给日本赐过‘’倭王之印‘’。
为什么以前的日本人被叫做倭寇?
在我国古代，起先称日本为“倭”，较早见于文献的有：
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山海经·海内北经》）
成王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王充：《论衡·恢国篇》）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地理志》）
自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为倭立传以来，史不绝书，中国人对东方海中倭国的情况，逐渐有了具体而深入的认识，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也益见频繁起来。
我国古代何以最初称日本为“倭”，上引文献均未作说明，按“倭”字早已有之，如《诗经·小雅·四牡》云：“四牡周道倭迟。”《说文》释倭：“顺貌，从人，委声。”有人说，倭字从人又从禾、从女，盖由倭人素以稻米为主食，女多男少而来。这种解释，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纯属附会。一些学者认为，古之称日本为“倭”，可能同“匈奴”、“鲜卑”一样，只是一种音译；因为日本民族称“和”，“和”为“倭”的谐音字。这个说法，似乎比较有道理。
然而，现在日本语中的“和”、“倭”二字均读为yamato，与“和”、“倭”二字原来的发音迥异，这又作何解释呢？
在日本语中，“倭”读为yamato实始于日本现存最早的古史《古事记》（公元712年）和《日本书记》（公元720年），二书均为安万侣所著，比我国最早记载日本“邪马台”王国和“卑弥呼”女王的《三国志》晚了400余年。安万侣误以为《三国志》所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就是日本传说中的神功皇后，但神功皇后与卑弥呼的年代不符，于是将神功皇后以及她以下诸皇的年代拉长，以合卑弥呼的生活年代；《三国志》说邪马台王国的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这或许就是安万侣任意拉长的根据。日本古史纪年与中国史籍相符始于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小野妹子遣隋一事，此前32代（神武天皇至崇峻天皇）纯属口头传闻，那时既无文字，又无历法，怎么可能有精确的历史纪年呢？所以，日本国内研究日本古史的学者，关于崇峻天皇以前的历史，宁肯相信中国正史的记载，也不轻易引证日本古史中那些传说。
既然安万侣误认为神功皇后就是卑弥呼，而卑弥呼的都城是邪马台，于是神功皇后的都城也变成邪马台了。这样，日本平安朝奠都以前历代天皇所居的畿内即“大和”地方，只好与九州岛的邪马台合二而一。而中国原来称“倭”，日本素来名“和”的这两个字，在发音上非读yamato不可了。日本语“倭”、“和”二字之所以要改变原来的读音，其奥秘就在这里。至于安万侣这样做究竟出于什么用心，那不是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
至唐代，中国始称“倭”为“日本”。在《旧唐书·东夷传》中，“倭”与“日本”分列并叙，《新唐书·东夷传》则单叙日本，不再有“倭”的名目，并对改“倭”为“日本”作了如下的说明：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新唐书》为宋欧阳修、宋祁等所修，以上说法当有所据。从这段话看，“倭”改国名为“日本”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后。然而，为什么要改国名，以及取名“日本”的缘由，其说是值得怀疑的。
为什么要改“倭”为“日本”呢？说是倭国派到中国的使者略懂“夏音”（汉语）之后，发觉“倭”的含义不好，此后就改称“日本”了。如前所述，中国古人称日本为“倭”，原本只是“和”的音译，本身并无贬义，所以，以其“恶”的说法难以置信。
再是说倭人改国号为“日本”，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因为认为日本“近日”，那只能是中国人的观念———日本在中国东方遥远的海上，从视觉上感受，似乎正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说：“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天文训》也说：“日出于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身居日本列岛的人，并不见太阳从本土升起。因此，说日本是“日之所本”这种观念只能产生在中国，后来日本人这样说，也显然是受了中国观念还有一种说法是倭国附近原有一个小国叫“日本”，为倭所吞并，后来倭国遣唐使者便对中国人冒用“日本”这个名称了。这一说法，当时就很可疑，更不足为据了。
倒是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提供了一条罕为人知的证据，或许有助于解开“日本”国名来源之谜：“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原来，倭国是遵照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意见才改国名为日本的。张守节系玄宗时人，离武后统治时期不远，他的说法当有所据。如果此说确定无误，以上种种疑惑也就不复存在了。